史进峰

　　1月6日，酝酿两年之久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拉开帷幕。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向标，五年一度的金融工作会议被外界赋予相当大的改革期许。

　　6日，一位参会的监管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此次金融工作会议从基调上，倾向于“稳中求进”，强调政策的连续性，议题较为全面，“但方向没有大的改变，旨在继续推进现有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方针。”

　　相较于1997、2003和2007年的前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步入2012年，中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已大有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此次金融工作会议被外界普遍定位于“后危机时期的危机消化”。

　　后危机时期色彩浓

　　2011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谈及金融工作会议时指出，“从历史上三次金融工作会议看，每一次金融系统的重大变革都源自于对外部冲击的应对，也是激发金融体系(改革)的内生性驱动力。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定位于后危机时期的危机消化。”

　　“会议强调金融体系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上述参会人士透露，作为后危机时期，金融体系面临的一大挑战，便是宏观经济走势可能面临的调整，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机制”方面着墨较多。

　　后危机时期危机消化的主题之一，便是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而金融体系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则是，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推出以来，不断涌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膨胀的地方债务问题。

　　“政府平台说了不少。”上述人士透露，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总体解决思路，有望通过发行市政债或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取代现有融资模式。

　　相较于前三次金融工作会议，“形势已有大的不同”，也意味着金融改革更趋向“稳中求进”，一位接近会议的人士透露，此前外界讨论的，诸如成立金融国资委、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等议题，此番讨论并不多，“这些议题暂时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成果。”

　　是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的大背景，是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以G20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监管格局大改革，这也是与前三次会议相比，“形势不同”的所在。

　　“2003年时，国有银行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迫切性很大。”1月6日，一位监管人士向本报记者坦言，事实上，1997年和2003年的两次金融工作会议基本奠定了中国金融改革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主基调，确定了中国银行业的两次重大改制以及建立了中国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格局。

　　2003年开始，中国金融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洪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改制上市，股权分置等资本市场结构性问题解决，保险投资领域逐步开放……

　　此番应国际金融危机而生的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早在2010年前期筹备工作时，就成立了由“一行三会”、发改委、财政部等20个中央部委分别挂帅的15项重大金融课题调研组，其中，确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和“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等议题，“后国际金融危机”色彩明显。

　　政策性银行商业化

　　从记者掌握的会议信息看，2010年以来，外界多次探讨的凌驾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上更高级别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出炉的可能性并不大，而此前媒体热议的由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组建“金融国资委”的方案也并未在1月6日的会议上讨论。

　　“金融国资委和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推出的可能性不大。”一位参会人士告诉记者，按照他的理解，从更高决策者的角度考虑，机构越多，效率越低。而更进一步的金融机构改革，寄希望于农村金融改革和政策性银行的改革。

　　上述参会人士透露，就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此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稳定现有法人地位。

　　“这方面是长期趋势，因为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合并和扩张冲动比较大。”上述人士透露，此次金融工作会议还强调农村信用联社要淡出行政管理，向服务功能转变。

　　政策性银行改革领域，此前出炉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继续深

　　化国家开发银行改革，推动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研究推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继续推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改革。”

　　2007年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也曾提出“进一步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未来五年，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力度有望加大，据参会人士透露，此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尽快推动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将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进行分账核算，且要按照商业化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推动。

　　尽管2007年底开始，国家开发银行就已启动商业化改革，但在过去几年被业界认为，其商业化改革推动仍滞后于预期。

　　“中国大刀阔斧的金融机构改革始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意识到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型商业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率。”2011年11月底，央行一位司长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如是表示。

　　1998年之后，国家设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收购各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这个做法恰恰是源于美国提出来的好银行和坏银行的做法，即“将不良资产剥离，剩下好的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进行专业化的处置。”

　　然而，商业银行经过2003年之后的股份制改造，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的问题业已解决，在上述央行司长看来，大型商业银行还有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一是大型商业银行还是国有控股的银行，国有股一股独大，80%以上的股份都由财政部或者中投公司旗下的汇金公司持有。二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中，特别是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你只生不死的话，最后买单的一定是国家。”上述司长如是坦言。

　　市政债出炉提速

　　1月6日，接近金融工作会议的人士告诉记者，此次会议原则性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然而，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已探讨多年，由于各部委争议不断，该项改革举措存款保险制度一直未能出炉，而这一制度性障碍亦是《金融机构破产条例》迟迟未能出炉的原因。

　　“存款保险制度，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现有的监管分歧，比如，存款保险机构推出之后，如何解决多头监管的问题？”一位监管人士如是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后危机时期，中国金融系统的一大系统性风险，还系于高达10.7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多位参会人士透露，有关10.7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解决思路，此次金融工作会议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的可行途径包括逐步通过发行市政债或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取代现有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市政债说了多少年，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1月6日，一位资深监管人士向本报记者坦言。

　　央行行长周小川是市政债的积极倡导者。早在2011年4月，周小川就曾表示，中国目前已达到47%的城镇化率，且仍在深化，然而，快速推进的城镇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如何解决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融资难题，可以综合考虑使用公共财政承担、财产税(房产税)及市政债等多种方式解决。

　　不过，《预算法》规定，除个别由中央政府批准的地区外，地方政府不允许赤字，不能进行债务融资，也不能向海外融资，因此，从时间轴上说，过去两年地方政府借力四万亿刺激计划，地方融资平台已成蓬勃之势，大多数模式乃是以城市建设的未来收入为“抵押”，来完善今日之城建。

　　然而症结所在，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市政债，过去几年极度膨胀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恰是某种变种的市政债。此外虽然过去两年，中央政府分别代地方政府发行了2000亿元地方债券，但这离真正的市政债尚远。

　　“未来有望明确提出修改《预算法》。”一位参会人士透露，这样做的一大好处就是将市政债纳入政府预算，受到人大监督，使得其更加规范和透明。

　　“真正担心的是市政债发了，平台还在搞，所以总量上还必须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控制。”上述人士透露，此次会议上也明确提出对地方政府债务要“控制总量，保证重点，逐步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