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南海博弈新空间

　　卢丽涛

　　2011年，南海问题不断升级，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南海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至关重要。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无疑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焦点。南中国海问题的走向如何？是管理控制，还是冲突？是战争，还是和平？《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及东亚问题专家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努力奉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战略。在很多方面，中国放弃了原先恪守的政策，和东盟（亚细安）发展多边友好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生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些举措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构成了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和策略。不过，很多人已经感觉到，在很多问题上，如果中国不能直面，就会促成自己的政策走向反面。

　　郑永年表示，很多年来，正是因为中国总是采取被动应对的办法，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累积起来，造成了当今的局面。不管喜欢与否，理解与否，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也认为，中国最近这段时间在巩固和东盟的关系上作了不少努力，尤其是习近平副主席出访越南和泰国，让东南亚国家感受到了中国要解决南海问题的诚心。但是他也预测，这一区域的安全形势将不容乐观。

　　中国应避免美式思维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南海对中国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郑永年：南海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只有南海这个出海口，东边有美日韩同盟，中国要挑战这个同盟是很难的，印度洋是印度的，中国与印度洋也没有直接的通道，现在通过缅甸可以通向印度洋，但是缅甸跟美国关系在变好。南海是唯一的出海口，南海是中国的生命线，比核心利益还重要，如果南海没有了，中国就成了地锁国家。

　　对于南海问题的走向，我是比较担心的。中国的问题就是思维的美国化，这样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美国强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考虑小国家的利益。

　　日报：你对南海问题的发展有哪些预测？

　　郑永年：我认为，2012年中国会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坚持传统双边主义。

　　当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也不是一点调整都没有，中国与亚细安（东盟）就《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实施准则，缓和了自去年以来南中国海持续紧张的局势，这是进步。但是南海问题面临的是新形势下的双边主义，传统的双边主义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和菲律宾谈判。但是现在这些国家不想以这种方式和中国谈判，而是要把这个关系放在中国跟东盟多边关系里谈。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是有空间的，只是现在不想改变。

　　日报：你的意思是说，中国处理南海问题时还有改进空间？

　　郑永年：对，没有足够考虑到小国的利益和立场。东南亚的小国都害怕跟中国单独谈判，他们喜欢在多边关系里谈判。南海局势本来是多边关系，很多岛是几个国家在争。

　　大国喜欢传统的双边主义，小国家喜欢多边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要么区域化，要么国际化，要么大国化。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小国的选择少，他们有主权国家、安全、发展的需要。现在东南亚的小国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追求区域化、国际化、大国化。

　　这样的话，中国当然不高兴了，不高兴可以，但问题是要找到替代办法，中国总是坚持以前的策略，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以前的传统皇朝也面临复杂的周边关系，为什么会发展出一种朝贡制度，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朝贡者给五块的礼物，皇朝给你十块。这是因为周边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但是现在中国在学美国，不可以的。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周边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周边有几十个国家，再强大，小国联合起来就可以和中国较量。

　　美国在国际关系上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美国在1890年代就已经变成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在一战之前，美国只有对外关系，没有国际关系意识。美国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实行孤立主义，后来长大了，出台了一个针对自己后院的门罗主义，对国际事务并不感兴趣。只是到了一战期间，美国决定卷入国际事务，美国才逐渐地具有了国际关系观。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领袖。从对外关系到转型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关系观的大国，美国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而国际关系观的核心问题就是国际责任问题。中国要有大外交，也必须培养自身的国际责任观。

　　东南亚国家必然抱团取暖

　　日报：东南亚国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应对中国？

　　郑永年：现在结盟已经在建设了，如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用战略性的贸易来对付中国，还有美国在澳洲驻军、美日韩联盟、美国和印度结盟等等，中国目前的处境非常麻烦。中国唯一的出路在南海，而所有这些对南海都会产生影响。

　　日报：你认为，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有跟中国抗衡的绝对力量吗？

　　郑永年：当然了，有美国，有印度，有日本，有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对付中国。现在局势更麻烦。中国和东盟之间还存在着更为广阔和重要的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只是中国和南中国海相关国家之间的问题。对那些和南中国海问题没有关联的亚细安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不是核心问题。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都是亚细安成员，一旦中国和这些国家发生冲突，东盟其他国家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会倾向于支持其他成员国。而这样做，势必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

　　“美国因素”可好可坏

　　日报：中国应该如何利用好美国因素以及处理好南海问题？

　　郑永年：中国首先要接受新形势下的双边主义，要把南海问题放在多边关系里和小国谈判，然后跟美国搞好关系。但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前些年所谓的G2结构，或者“中美国”，两国紧密合作，不让小国参与其中，那么小国家的国际空间也会遽然缩小。但是现在中国跟美国较劲，如果中国跟美国公开冲突，结果就很难预料。即使是常规武器战争，中国很难保证一定会赢。

　　日报：你认为南海问题有可能引发战争吗？

　　郑永年：处理不好当然有可能。大家都认为战争不会发生，但历史上多少战争确实发生了。大家谁也不想发生战争。现在看来，南海问题很麻烦，一切结果还是有赖于中国处理的态度，中国缺乏真正懂得国际政策的外交人才，现在的很多想法都是一厢情愿的。

　　中国的内部政策环境并不很有利于理性政策的形成。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战略思维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决策圈内相当盛行。他们相信，随着和亚细安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亚细安国家会最终调整其目前“经济上依赖中国、战略上依赖美国”的局面。不过，一旦当经济关系不能导致其他方面的利益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受到内部的压力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主义派（强硬派）的声音也在上升，主要体现为思维的美国化，他们主要把重点放在硬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上，认为唯有军事力量才能解决南中国海问题。

　　日报：如何分析当前中国的姿态？

　　郑永年：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生，中国才会调整政策。这就是危机驱动的模式，历史上看都是这样的。中国一直缺乏外交经验，以前是陆地国家，处理陆地周边关系还有些经验，但外交方法很保守，以长城防御，现在防御肯定不行了。中国在处理海洋关系从没有经验。

　　中国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都是反应性的。中国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外交的“反应性”也体现在中国的国防安全观上。中国强调国防的防御性，而非进攻性。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很难有这些方面的创新。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外在的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一般都是以自己的步伐、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国防现代化。

　　日报：退一步讲，如果没有战争冲突，但南海问题如果恶化，会有怎样的走向？

　　郑永年：如果恶化，会导致一个亚洲“小北约”的正式产生吗？亚洲“小北约”是小布什当政时期产生的现象，即美国试图通过其亚洲盟国来构建一个围堵中国的军事战略同盟。这个意图因为后来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而中止。不过，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有了紧密的战略和军事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所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一旦这些国家感觉到中国军事战略的威胁，它们不会罢手。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南中国海问题恶化，也有可能形成一个正式的亚洲“小北约”。再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相比较，越南和菲律宾等都是小国，他们天然倾向于邀请其他大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持。这一点自从去年以来，也表现得相当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