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徐光裕：

　　中国要处乱不惊

　　马鑫 张萌

　　2011年国际形势纷繁复杂，除欧美经济危机继续发酵之外，始于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的余波荡漾，继本·阿里逃跑、穆巴拉克被抓、卡扎菲被杀之后，俄罗斯和美国的航空母舰分别逼近叙利亚，中东战事似乎一触即发。全球陷入乱局，而且动荡的幅度、广度、深度都超过以往。未来世界趋势如何？如何把握世界的走向？就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徐光裕，深度解读2011年国际形势与2012年国际展望。

　　2011年国际局势评析

　　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全球陷入了一种乱局，你对2011年国际局势的总体评价如何？

　　徐光裕：2011年世界形势纷乱复杂，但可从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中加以梳理。

　　首先，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近百年来第一波进入现代化国家的，他们制定了当前世界秩序的规则，西方认为由他们来主导世界局势是一种常态，其他国家只需跟着学即可。这种状态持续了近100年。而近30~50年间，以亚洲国家为代表的第二波崛起浪潮出现，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和横跨欧亚的俄罗斯。这样一来世界格局就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接受第二波崛起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比如G8逐渐转化为了G20。而下一波崛起国家的代表将是伊斯兰世界中的阿拉伯国家，现在的动乱只是崛起前的先兆。阿拉伯国家是不甘落后于世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他们也曾一度在经济、科技、文化上领先世界，但是由于长期内乱特别是西方的殖民统治，这些阿拉伯国家没有真正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包括军火和一些高技术工业品都需要进口。有些阿拉伯国家——比如海湾国家，虽然很富有，但富而不强，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失衡的。

　　但是这些国家的一些精英和大众是不会甘于当前的状态的。第一波、第二波崛起的国家已经在世界占据了一定位置，而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提供能源和资源的状态，他们不满足于这种状态，要求改变。而突破口就是从家族独裁统治的国家入手。我们看到，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他们的口号极易获得大众支持——反贪污、反独裁、反家族统治。现在主要有四支力量在争夺阿拉伯国家崛起的主导权：一种是激进的基地组织，希望用原教旨主义来统治和强化阿拉伯世界；二是世俗的阿拉伯复兴力量；三是强大的部落力量；最后是海归派，即亲西方的精英。

　　几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就会将局势变得很复杂，比如利比亚政府最后到底谁会掌权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伊拉克在美军撤出后没几天,总统就要逮捕副总统。西方希望亲西方的人来主导，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伊斯兰教复兴，更多的群众期望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化。当前北非和中东局势混乱复杂的原因就在于多种力量在争夺阿拉伯世界崛起的主导权。

　　第二，西方持续的金融危机引发了社会动乱。西方由于本身的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动荡虽然并没有动用暴力来推翻政府，但是已经导致好几个国家的首脑和内阁出现了更迭。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第三只手的不可控性，凸显了贫富对立和差距拉大的不稳定后果。人民群众对资产垄断和财产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非常不满，希望这种分配方式得到改变；但由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框架制约，群众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表达不满，最多也就是用“占领华尔街”和罢工等方式来表达这种诉求。

　　第三，美国本身出现了问题。之前美国对外干预很多，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拖而未决、决而不胜的战争已经耗费了美国很大的精力。金融危机到来后，美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又受到很大损失，内忧外患就变得更加严重了，美国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来适应，即终止扩张战略，要采取战略收缩。这就要求美国在重整内部的同时，将现有的精力放在对它来说极为重要的亚太地区，从而出现了战略东移。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带动了整个西太平洋的局势向紧张的方向发展。以前中国还可以通过韬光养晦，尽力回避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但现在看来面对美国正在编织的战略遏制网，已经给我们出了不少新难题，需要我们做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美国的战略变化。

　　第四，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来说，在经济和安全上都有重大影响。我们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这就很自然地对周围一些国家，甚至世界经济的走向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步伐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也相应提速，这更让一些相关国家和地区对我们国防力量的改善心存疑虑。虽然我们的军事现代化水平，不论是硬件、软件还是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仍然会被炒作和放大，加重了中国周边局势的复杂化。

　　2011年是大变动、大调整的伊始年，力量和战略的调整是其一大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但这也是其崛起的先兆，各方都在争夺主导权，这种动荡还将持续多久现在还难以判断。我认为这些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难以完全选择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土耳其化”是选择之一，即结合伊斯兰宗教，政教适当地分离，大力推行现代化和工业化，以迎合阿拉伯世界崛起的历史潮流。

　　中东动荡与战事情态解析

　　日报：中东的动荡是否与美国在中东势力收缩有关？

　　徐光裕：中东发生动荡其内因是主要的。人民不想看着西方和亚洲崛起而他们仍在原地踏步，这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精英和公众的要求。那么中东将如何崛起？要知道中东地区原本就没有工业化，整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很单一。尽管沙特政治、经济上接近西方，非常富有，但是经济体系并不健全，可以说是畸形的。它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比如服务、旅游、金融等行业，没有支柱性的产业。将来也许会出现强有力的阿拉伯国家，可以整合阿拉伯世界，形成像欧盟那样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美国对阿拉伯地区的控制力，从长远来看不是走强，而是渐弱。

　　日报：日前，俄罗斯和美国的航空母舰分别逼近叙利亚，中东战事似乎一触即发。你认为中东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

　　徐光裕：我认为伊朗和叙利亚不会出现利比亚那样的后果，发生大规模内战及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叙利亚的地缘位置比利比亚更敏感，它紧挨以色列，如果叙利亚发生别国的武力干涉，以色列也难以幸免于战火。现在对叙利亚政府而言重要的是要和阿盟搞好关系，开展承诺的政治改革，以安抚民意，稳定局势。阿盟不愿意看到第二个利比亚出现，希望叙利亚问题能在阿盟内部解决，这样就能避免一场波及整个地区的战争。目前来看，只要叙方与阿盟加强合作，局势尚不致完全失控。

　　在伊朗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是坚决反对动武的，更不会再给西方大规模军事干预的机会，大规模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如果西方想通过武力介入，则面临着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阿盟，二是联合国(微博)安理会，这两个组织都会反对武力干涉。

　　日报：中东地区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争夺，“乱”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而中东对我们至关重要，2010年我国40%多的石油从此进口，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应对？

　　徐光裕：我认为还是要用老办法，即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并把发展经贸关系摆在第一位，这种中立的态度目前对中国是最安全的。从最近的经验来看，一些看似很稳固的长期执政的政权一瞬间就崩塌了，而替代这些政权的人物和势力我们并不熟悉。我们现在只能跟政府打交道，需要依赖某种政府关系，通过贸易经济渠道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石油、军火等贸易。千万不要把关系建立在某个人身上，这样的风险会非常大。

　　美国高调返亚与中国之应对

　　日报：2011年最具影响的国际动态应该是美国高调回归亚太，并宣称“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你如何看待美国的回归？

　　徐光裕：2012年后，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困局就是美国的战略东移。对方意图就是直指中国。突出表现就是中美开始出现直接的对峙，对中国而言这将是一个战略难题。美国刚刚撤出了伊拉克，在2014年也要撤出阿富汗，现在也就留下一些顾问来善后和保持存在。而从利比亚战争来看，美国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欧洲对地中海的更多发言权。现在美国要回到太平洋，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应对中国。我认为这个战略有几个主要目标：第一是遏制中国，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崛起。东海的日本、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有澳大利亚都跟中国有些过节，美国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制造一些摩擦，让中国疲于应对，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第二是保留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现在跟中国有摩擦冲突的国家多为小国和它的盟国，这些国家一是有抱团的需要，二是找后台在与中国抗衡时多一些筹码。这是美国的机会，它也非常愿意当调解人。这样一来美国的军事存在和经济力量在亚洲就能发挥主导作用，与中国直接展开博弈。这需要我们谨慎而又坚定的战略智慧和举措加以应对。

　　我们要对中美在亚洲地区直接对峙和博弈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不是单纯地坚持韬光养晦就可以应对的。你要低调地在自家院子里养晦，我偏要到你家门口来找事。我认为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发生海上对峙甚至擦枪走火的几率增加了。比如美国在澳大利亚开始驻军，那么之后与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演会增强，而演习的假想敌就是中国；美国的飞机、潜艇、侦察机对中国的侦察会越来越多，而更直接的军事对峙事件有可能在5~10年内就会出现。

　　日报：面对美国的重返亚洲，以及有可能出现的中美直接对峙的局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徐光裕：涉及外交和安全方面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要灵活巧妙地维护我们的利益。第一，我们要和周边国家还有美国建立热线，避免沟通出现问题，尽量防止造成误判；二是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力量的运用原则，在国际上要发出更大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积极防御战略和慎用武力的和平愿望；第三，对一些国家两面下注的行为不要大惊小怪，小国家的左右逢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继续坚持睦邻富邻的政策，这方面我们有传统也比美国有优势，可部分抵消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可做好的事情。

　　总之，一方面，中国不要对中美对峙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而惊慌失措，要做好多重预案，尤其是在军事上要有应对办法，以备不测。另一方面，中国要有思想准备，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如意，有些事情的结果可能不会很乐观，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一定要有回旋余地和灵活性。

　　日报：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亚太以及我国周边地区的摩擦加剧，我们的军事手段能够应对这些遏制和敌视吗？

　　徐光裕：从军事来讲，中国现有的实力对付周边小国家是没有问题的，但目前已经有美国等强国介入的动向，因此我们必须巧妙地运用有限的军事力量使其起到四两拨千斤、敲山震虎的作用。必要时可以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问题，来维护我们的利益。我们不能老给胡萝卜，必要时大棒也要用一用。外交上要努力做到亲善，尽量采取和平方式来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纷争、与某些大国的争执，但同时也要做好武装冲突的准备，一旦外交路线走不通，该变脸就要变脸，不要完全排斥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选择。在对待“台独”问题上，已经验证了这种方式会让事情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的，不放弃非和平手段起到了对“台独”分子震慑的作用。实践证明，一味妥协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国防现代化展望

　　日报：目前我国军队国防现代化发展迅速，引起了周边等国家的忧虑，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

　　徐光裕：国防现代化随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而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用太理会西方的看法。按照宣布的规划要求，我们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国防现代化。上世纪60年代第一代领导人决策的两件重要事情意义深远：一是发展两弹一星，二是抗美援朝战争。这属于战略性的决策，从而大大改善了我们国家的战略地位，为我国争取了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

　　中国海军的发展使西方和一些亚太国家十分敏感，他们觉得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得很快，不久就会完全改变海洋弱国的形象。我们要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都是从海上开始的。海洋是我们的软肋，中国要强大必须强化海洋力量，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现在中国投资、贸易、侨民利益已遍布全世界，加上维和与国际救援、反海盗等，也需要海上力量的支持和参与。保近岸、控近海、出远洋，建设高水平的现代海军是中国海洋战略的力量基础。

　　日报：你可否为2012年的国际形势给一些寄语？

　　徐光裕：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四个字：处惊不乱。2012年的局势要比之前几年复杂得多，明年多国领导人选举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美国战略东移对中国带来一些难题；有些周边环境僵局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西方的经济危机也会深刻影响到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对外贸易；而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才刚开始做，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改革也会带来一些麻烦。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处惊不乱，才能好自为之。韩非子说过：治强不责于外，内政之有也。国家内部的强大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