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柯

　　尽管2011中国娇子新锐榜的获奖者名单上没有何伟和《寻路中国》的名字，但何伟获得“年度新锐人物”提名，《寻路中国》获得“年度图书”提名，加上这本书入选国内多家媒体的“年度最佳图书”榜单，一个简单的美国人同时得到这么多关注，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外国人写出来的东西或多或少震撼了中国人。

　　而何伟早已经抽身离去。“我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仍然充满兴趣，但我想在被彻底透支之前重新唤起内心的那种激情与冲动。”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子邮件专访的时候，何伟说他正在观察发生在埃及的点点滴滴，但他同时强调，“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再次书写中国”，因为他想见证中国“如何应对急遽的社会变革”。

　　第一财经日报：在《寻路中国》一书中，你写了大量平凡的中国人的故事（三岔村民魏子淇、浙江丽水的路边杂技团等），在写作对象的选取上，你有什么刻意的安排吗？

　　何伟：对我而言，选择讲述哪些人的故事，是一个颇费周章的过程。我去三岔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写作对象，而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乡村生活始终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能让我暂时离开喧嚣的城市。

　　但在与魏子淇的接触过程中，我渐渐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兴趣，我们的关系也慢慢超越了房东与租客的简单关系，这点，尤其在魏佳生病之后改变得尤其明显。魏佳生病，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紧张的体验，它让我明白了生活在三岔这种地方的人们如何处理突发状况。这件事情让我和魏家之间的感情更加密切，从那时候起，我决定写写发生在魏家和三岔的那些事情。

　　浙江丽水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去那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写点什么。《国家地理》杂志给我的任务是，找一个迅速发展的小城，看看那里的人们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最初，我试图选择一个我喜欢的城市入手，我花了超过一个星期，自己驾车在浙江南部兜来兜去，探访了十多座城市，最终丽水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城市规模不大，新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人们的生活正在迅速变化着。

　　选定丽水之后，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一开始，我是想写写城市里的建筑工人，我接触了数十个这样的人，打算跟他们共同生活两三年，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的。我还准备采访几个年轻的流水线工人。但后来，机缘巧合，我遇到了王老板和高老板，我和高老板在街头说话的那天，正好是他们决定工厂内部事务的那天，我看着他们忙这忙那，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画面。

　　因此，当我又一次去到丽水的时候，我决定重回他们的工厂看看。碰巧第二天他们要调试刚弄好的大机器，那时我就知道，我正在见证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决定以他们为表达对象。与此同时，我不得不中断对那些建筑工人的采访，我确信，建筑工人的故事同样会十分有趣，但作为一名记者，你在同一段时间之内所能接触到的人物毕竟是有限的。

　　日报：以平凡人的故事为“点”，进而联系到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带魏子淇儿子去医院与中国医疗制度），这种写作方法被你大量采用。写作过程中，你有没有类似以偏概全的担心，毕竟，你接触到的人和事总是有限的。

　　何伟：我想强调的是，我写的只是特定的人物，或者特定的地方发生的故事，我从来不认为，发生在魏家或者三岔的事情，可以代表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存在，以至于你完全找不到一个简单的标本。但我同时相信，如果你跟某个家庭或者某个地方相处融洽，看着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你一定会由此开始理解中国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稳妥的途径。当然，这不会是统计学意义上的途径，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你需要正确的方法和严肃的态度，要从整体上宏观看待这个社会的变化，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给人们讲述鲜活的故事，那些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看上去平凡普通，其实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可能是那些宏观的内容所无法涉及的。

　　日报：你在书中写“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何伟：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人处理复杂问题的方式，让我对中国的未来感到乐观。我并不认为，中国人拥有最糟糕的传统观念，过着最糟糕的现代生活。但我同时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个纷繁复杂的转型过程中，人们无法在内心深处接受这种变化的急遽程度。所以，有时候人们看上去显得非常糟糕，但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相反，很多时候我惊讶于中国人何以能够恰到好处地应对当下各种挑战。

　　日报：以你的经历而言，除了中国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过得这么激情并且辛苦吗？

　　何伟：目前这个时代，中国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最敬业的了，至少我没有见过更吃苦耐劳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点，但也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过分之处。在我看来，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太快、竞争压力太大，以至于人们互相之间难以优雅面对——至少不是一直彼此友好。我期待未来人们会改变，但目前这个阶段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的辛苦。

　　日报：中国人不太会追问“公平”之类的问题，但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择一条最快的捷径，类似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你怎么评价中国人的这种行为法则？

　　何伟：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也经常发生，美国人也非常实用主义，他们喜欢迅速做好事情，而不愿意想太多。在这点上，中国人跟美国人很相似，但更极端——至少目前这个阶段如此。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优点，当然，毫无疑问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人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希望中国人这样，也希望美国人这样。

　　日报：“摸着石头过河”很容易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制度与规则的滞后。你觉得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何伟：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应对社会变革。没人知道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毫无疑问它会发生。届时，人们的心态肯定会随之发生变化。对于变革何时发生，以及人们该如何应对，坦率地说，我对此完全想象不出来。我的直觉是，这个时刻仍然需要等待数年，并且很有可能会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

　　日报：从对中国社会的冷静观察，到对中国社会富有感情的记录，在你看来，这个社会最让你失望的是什么，最让你备受鼓舞的又是什么？

　　何伟：无数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智、坚韧、无畏，令我备受鼓舞。人们不必担心自己是否拥有必要的技能，也不怕面临的全新挑战，他们只是尽自己的全力做到最好。这种品质深刻地影响了我，看到周围的中国人都那么卖力工作，我也被带动起来，更加努力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事实可以证明这点：当时写《江城》的时候，我只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凭什么我可以写那样一本书？我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当时我根本没有这些所谓的瞻前顾后，我相信凭我的能力可以写好这本书，事实上，我的确尽我所能做到了最好。某种程度上，这不正是普通中国人的做事方式吗？

　　让我失望的事情，我前面已经提过，那就是人们之间必须互相怀有善意，互相更加友好，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彼此冷冰冰。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经常发现一些令人失望的事情，人们仿佛与世隔绝般封闭，慢慢开始变懒。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美国人尚且能够得体地面对彼此，哪怕跟陌生人也是如此。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它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愉悦，同时也会帮助那些弱小的人们。

　　日报：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你觉得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何伟：各种社会问题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人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勤劳、机智、坚韧、能干的，接下来要证明的是，他们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知道在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别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