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湘鹏 北京报道

　　 面对争议，茅于轼坦然得不得了，家里电话几乎是公开的。回答记者问题时礼貌谦和，有问必答，只是时间限制得很严格，到点就给你秒杀，然后谈话戛然而止。

　　 坐在记者面前的茅于轼是位80岁的老者，面相平和淡然，有古典绅士味儿，一副翘首观望风景的样子，有点像照片里的博尔赫斯。他的言论，在这几年的互联网，批判者不乏其人，崇拜者也不少。但在风暴的中心，他却平静如水。

　　绅士与巧克力

　　 80岁的老人，依然很忙，他通常不在家，工作、写作、演讲、出差。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他会挽着爱人一走走一个半小时，沿着八一湖的岸边溜达，青草发黄了……雪花又洒满京城，外界的纷扰被屏蔽掉了。

　　 就他冠冕堂皇的“为富人说话”这一条，就令很多人愤怒。贫富差距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人们喜欢那种有煽动色彩的说辞，而不是讲实际的理性。

　　 这可能与茅于轼的生活环境有关，茅家家境殷实，生活优裕。父亲茅以新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后曾赴美留学。母亲陈景湘的父亲陈希濂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大伯茅以南是一枚“海龟”。二伯茅以升是著名的桥梁建筑专家。大宅院里的生活影影绰绰，记忆里他最喜欢父亲从海外带来的巧克力。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富裕变成了罪恶。命如游丝，他心里还想念着巧克力的滋味。抄家后的一天，他和父亲被叫出去扫街。一边扫，一边被红卫兵用带铜头的裤带抽打。“每打一鞭身上便留下一个小洞，我感到非常恐惧。”恐惧气氛越浓，他越想念那股巧克力的味道。

　　 如今，他工作的一半可以被叫作“为富人说话”。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灾祸留下了一个教训：整个国家都穷在“无人为富人说话”上。保护产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但在几十年里它不断被巧取豪夺，使国家沦为一个穷人国。“我愿意为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原因之一就是仇富。”茅于轼说。

　　甜美的初恋时光

　　 茅于轼这样回忆，人生中最美的一天是在苏州狮林寺巷63号。那天，他在狮林寺巷遇到了赵燕玲。赵燕玲纤弱娇小、楚楚动人，是绝世的美人。才子佳人一见钟情。

　　 1957年的反右风汹涌而来，茅于轼被打成右派后想瞒住妻子，但工资130元扣去了30元，他只好承认，“我被划成右派了。”茅于轼掉下了眼泪。赵燕玲笑笑，“那有什么？没钱少花点。”那时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头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生活一落千丈。

　　 茅于轼被送到了大同机车厂改造，身边尽是斗死和自杀的铁道学院学生。随后又去了山东农村，经历了大饥荒，亲眼看着一家12口人死绝。他自己则在草丛里抓蚂蚱吃。但在大锅里捞汤的时候，他居然没学会捞锅底的稠饭。有位阿姨看他瘦得不行，偷偷地塞了个饼在他被子底下，他居然大声问：谁丢了饼？

　　 这段经历演变成他一生的另一半使命:“为穷人办事”。1993年，茅于轼创立龙水头扶贫基金。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由他制定，募集的资金也由他监督执行，为农村提供小额贷款。几年下去500元起步的基金如今已扩大为3000万元。而他却差点因“非法集资”而受连累。2002年，他又与同道人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帮助穷人学到致富的技能。

　　 “他是主动做慈善，我是被动的。”赵燕玲说，有时她不得不把积蓄拿出来给茅于轼。当年结婚时，两人没钱买衣服。拍结婚照时，摄影师嫌新郎的衣服太寒酸，干脆脱下自己的中山装给茅于轼，但衣服领口太肥，用夹子在后面夹紧，才把结婚照弄得像模像样。赵燕玲从小没吃过苦，咽不下高粱玉米。茅于轼带着她上馆子，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

　　 两人都出身名门，都因富裕而受困，体会到富与穷对人的深刻影响，也构建了茅于轼人生看似矛盾的两面：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享受人生是头等大事

　　 夫人有时劝茅于轼：年纪大了，休息养老，平平安安就好。

　　 茅于轼笑话她，“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她不像我那样对自由平等有强烈的追求，对社会有责任感，她反对我的独立精神和人文关怀，总希望我过个好日子。”

　　 夫人回敬，“他是理想主义加自由散漫。”

　　 但批评归批评，“给爱的人以自由”是他们爱的信念。如今，夫人赵燕玲已成为茅于轼的高级助理，陪他出差、帮他准备行李、复印传真、安排时间、照顾饮食起居……

　　 一晃60年过去了，两人从富到穷，再从穷到富；从乐到苦，再从苦到乐，生死相依。属于他们的那片天地平平静静，有时候时间真的像回去了，像回到了狮林寺那一日。

　　 “他在超市里买啤酒时，挑出来的全是碰瘪了的。”赵燕玲说，“我又好气又好笑，问他为什么挑坏的买。”

　　 “如果大家都不买，这个资源就浪费了，在生产消费环节循环下去，会加大社会的成本。将来我们买的啤酒就会更贵。”茅于轼体察着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

　　 他看到街上的空出租车，看到没有人的超市，看到浪费的饭菜，看到滴水的水龙头，都会默默地思考。夫妻俩在一起吃饭时，他也不太说话，而利用吃饭时间思考。赵燕玲叫他，他也常常听不见。

　　 赵燕玲就在一旁等他从思绪中回来。

　　 茅于轼曾对人说，“我想来想去，这一辈子最值得写的就是夫人赵燕玲。”

　　 这个80岁的老公子，6点起床，晚上10点收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却很少在外面吃饭。他惦念家里的老妻，宁肯挨个把小时的饿，也要回到自己的小家里。“他会回来陪我，我给他做顿家常菜，但主要还是我们能够互相陪伴。”尽管有时他一句话不说，赵燕玲也感到满足了，“这一辈子，我从不后悔。”

　　 他的另一个旧爱是巧克力，一直都热爱着那种苦中有甜的滋味。尽管责任直指社会沉疴与病痛，但他不是一个痛苦的学者，他的心里是快乐的。他不是老顽童，他是个潇洒的老公子。

　　 “我天天都在享受人生。”茅于轼眼中流露出淡然，“有人批评说，这个目标太自私，至少也是太庸俗。大家只管享受，国家大事，世界和平谁来关心呢？我想说的正好就是：享受人生是世界的头等大事，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问到他的快乐来自哪里？赵燕玲笑着说，“来自爱。他爱国，爱别人，也爱我们这个家。别人有的是爱国不爱家，有的是爱家不爱国，他是都爱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