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理达 周慧兰

　　 银监会近期发布的2011年第三季度《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81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38 亿元，同比增长35.4%。在银行业利润高企的同时，笼罩着实体经济的却是增长下滑和硬着陆的担忧。在这反差之中，隐藏了哪些结构缺陷？当前，欧债危机已进入到银行危机的阶段，欧美银行纷纷撤回资金自救，我国的银行业能否独善其身？明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会继续，同时有近两万亿的地方债务到期，这对银行体系来说意味着怎样的风险？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屈宏斌(微博)、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324期。

　　 宏观经济与银行业绩

　　 银行体系内同质化的竞争，导致资金的稀缺和资金价格的提高。

　　 《21世纪》：今年全年央行一共加息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如何评价全年的流动性水平和经济形势？银行的经营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屈宏斌：流动性管理或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一般规律。最近数据表明中国已从过去通胀不断上升、过热的趋势转变为去通胀的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所有的通胀指标，不管是CPI还是PPI都在快速回落，而且回落幅度比大多数人预期得要快。其次，不仅物价水平下降，资产价格也在向下走。其中房地产行业的减速尤其突出。随着通胀压力显著减轻，对于增长可能继续放缓的担忧成为主要的关注点。房地产市场走弱以及出口增速下滑都可能继续拖累GDP增速在明年一季度进一步下行。

　　 最后，实体经济出现了加速下行的苗头，经济增速在下滑，下滑在加速。

　　 我把这称作去通胀的趋势，当然这是相对通胀和通缩而言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倘若进一步发展，也有可能演变为通缩趋势。

　　 谭雅玲：今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35.4%，而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在资本市场上，银行股一支独大的局面没有改变。而银行的利润那么高，股价却上不去，居民在银行股上的投资回报率很少，而在银行的储蓄、理财产品的收益也较低，这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我国的银行虽然经历了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但是经营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体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脱离行政体制的影响，还有一定的历史惯性。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依靠行政手段。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比较缺乏针对性，没有针对国情和自身优势进行设计，而是追求规模、速度和地域上的扩张。现在不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小股份制银行，都是在走全国化的道路，产品设计趋同，引发同质化的竞争，导致资金的稀缺和资金价格的提高，银行体系不是为经济在保驾护航，而在一定程度上掠夺和瓜分实体经济的利润。

　　 货币政策调整与流动性

　　 货币政策从密集型紧缩到出现拐点，未来将可能有一系列的放松步骤。

　　 《21世纪》：根据今年前11个月已公布的数据，分析普遍认为2011年全年新增贷款可能略低于年初7.5万亿元的计划，预计明年会加大信贷规模。同时，市场普遍估计明年存款准备金率会多次下调。您怎么看？

　　 谭雅玲：截至今年10月末，M2余额已经达到81.68万亿元，而今年前三季度GDP总量为32万亿。所以，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还是紧缩。我们应该保障经济增长，但重点不是GDP的增速，而是经济总量不能下来。总量不下来靠什么？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经济的后续补充。同时，要抑制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要有针对性，应该让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获得资金，而不是让拿到资金的企业再度去进行投资，加剧经济失衡。

　　 屈宏斌：过去我们的政策一直是反通胀，体现在货币政策上，不断采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对新增贷款规模实行严厉控制，清理表外业务，标志性事件就是过去12个月里连续上调13次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每个月就上调一次。回过头来看，过去12个月的反通胀数量型紧缩政策应是2001年以来最严厉的一次紧缩，在这种背景下，流动性收紧，M2增速明显下滑。

　　 从反通胀角度来看，我们的确需要把过去过快的增长速度降低到一个正常水平，现在这个水平已经达到，M2增速是12%左右，低于年初设立的16%的目标（过去十年的平均值是12%左右），信贷增长也出现了下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微观层面银行业和企业的流动性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既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也应该做出及时的调整。实际上这个调整已经出现，我们看到央行近期意外地下调了一次存款准备金率，从过去的累计上调转为下调，这种转折还是比较果断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操作层面的货币政策从密集型紧缩出现拐点，未来将可能有一系列的放松步骤。货币政策的松动主要还是以数量型松动为主，如M2的目标控制、新增贷款额度的制定。

　　 如果2011年是反通胀之年，货币政策体现的是最严厉的密集型紧缩；2012年就应该是货币政策宽松的趋势，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由于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所以微观层面的流动性不管是银行还是企业都不会感觉那么紧了。

　　 多重信贷违约风险

　　 银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我们不可能脱离居民的生活实际，来探讨银行体系的承受能力。

　　 《21世纪》：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明年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在房地产调控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前提下，房贷政策应如何进行调整？如何看待房价大幅下跌给银行体系带来的风险？

　　 谭雅玲：在房价的问题上，首先要关注的是购房者能不能承受、实体经济能不能承受。在房地产价格上涨期，房贷大量扩张，银行应该是最大的获益者，为什么获益的时候没有人关注？而在银行有压力的时候我们要先去关注？目前的房地产价格对老百姓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承受的能力范围。尽管价格有所回落，但是单价从三万变成两万，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买不起，矛盾还在那里。银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我们不可能脱离居民的生活实际，来探讨银行体系的承受能力。

　　 尽管房贷的贷款占商业银行的比例很大，但是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很高，而银行现在的盈利水平，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部门，即便房价出现了大幅下降，银行体系也能承受。银监会在今年也做出了房价下跌50%的压力测试，结果仍是可承受的。

　　 屈宏斌：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它主要是对整体经济的资金松紧度做出调整，从而达到熨平经济周期、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稳定经济和物价的作用，它并不适用于针对解决某些微观行业的问题。

　　 房地产业更多地需要通过房地产政策来解决。现在大家有了一个共识，就是房地产业出现了拐点，这不正是大家所希望的吗？调整有利于房地产业长期的健康发展，这说明过去的政策作用还在显现，我们应当顺势而为，让它完成这个调整。

　　 有人考虑房地产会不会有超调的风险？风险当然有，房地产价格具有一般资产价格的特性，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超涨，跌的时候也有风险，需要关注。如果出现超调，我们再采用一些针对性政策来应对，但我不主张用货币政策。

　　 中国的货币政策仍应以经济大趋势为主，去通胀的趋势要求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宽松，这对各行各业都会有影响，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可能就是不至于使其出现拐点又出现反弹，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房地产向下超调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同时坚持房地产市场目前的调控措施，是比较合适的组合。

　　 《21世纪》：明年将是地方债的还款高峰期，2012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有1.8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到1.298万亿元。如何评估地方债务的违约风险？其对于经济复苏进程和银行体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屈宏斌：地方债的风险主要是流动性风险。地方债最根本的问题是短借长投，地方政府借了钱，60%搞基建项目、长期项目，10%买地、购房，这些都是长期项目，回收期较长，其债务期限和融资方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错配。这些短期债务到期后，它原先投入的项目在短期之内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进行还本付息，于是就出现了流动性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从地方债传染到银行，对银行体系造成威胁。

　　 对此，也有一些可行的方案来应对和化解。首先是延期，银行和各地方政府之间进行谈判、延期，至少避免了违约风险。其次，扩大地方自主发债规模，增加地方政府财力，使其有能力偿付它应该负担的债务。最后，还有一个长、短期结合的方案，就是把地方政府投资的资产进行一定程度的证券化、民营化。这三种方案当然都有风险，但政府有责任来应对。

　　 银行业转型路径

　　 更重要是银行内部微观机制的改革，要使其成为商业主体、经营主体。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今年以来理财产品和民间借贷的扩张，反映了金融市场对资金真实价格的还原。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屈宏斌：利率市场化已讲了很多年，它的必要性大家都有共识，利率市场化改革早比晚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有一点大家必须注意到，就是我们目前必须考虑外围环境，全球正处于非正常的利率环境，美国实行零利率政策，而且至少在2013年年中之前都不会改变。利率市场化无非是放松利率管制，使其更符合市场要求，但在全球利率超低的特殊时期，利率市场化改革也不得不考虑这个客观因素。

　　 谭雅玲：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已经远超真实利率，是一种脱离经济规律的借贷行为。造成民间借贷危机的原因是贷款市场的供需扭曲。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资金，只能通过地下的金融机构来满足需求。这种矛盾是我们的体制和结构造成的。当前银行贷款的政策指导性比较强，完全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来配置自己的贷款和投资的比重，而且单纯追求利润比较高、风险比较小的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国企和政策倾斜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是很充裕的，而且它们用手中的资金涉足了很多不应该从事的领域，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正是经济结构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

　　 《21世纪》：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令全球银行业受到冲击，全球银行融资成本飙升。中国银行业应如何防范危机的蔓延和传导？如何有效的加强监管？

　　 屈宏斌：首先，宏观层面，谨慎监管，协调各个行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宏观层面有更具协调性的管理金融风险的机制，这也对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其次，微观层面，鉴于我们是国有大银行为主，在市场份额较大、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还要推进国有大银行的内部改革，使其更加商业化，以盈利为主，少一点政策银行的角色和功能。之前我们通过改制、上市确实进步了不少，银行的经营更加透明化，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作用，但更重要是银行内部微观机制的改革，要使其成为商业主体、经营主体，而不是国家的副部级单位。

　　 最后，行业层面，引进竞争，竞争出效率，也能加强银行本身的竞争力和自身实力，加强风险控制。

　　 谭雅玲：尽管欧美的银行出现了问题，但是银行业的整体水准是非常高的，其企业架构法律化、产品高端化、经营专业化。这些方面的优势我们都不具备，不能认为欧美银行出问题，我们的银行业就可以置身事外。相反的，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的防患于未然，出现的问题反而会比西方银行更重。为什么？因为西方的银行业已经在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之中运行，能够及时的反映和应对风险。而我们的银行是在体制的保护和惯性推动之中，所以中国的银行业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乐观。

　　 商业银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国家发展的战略诉求。在金融领域，不是不可以有投资投机行为，但现在我们很多的投资行为缺乏专业素质，只在追求短期的套利，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伤害。我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原来从事制造业和出口的企业家，因为经营困难都掉头去搞投资、投机去了，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来支撑？

　　 （因时间关系，谭雅玲发言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