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人 胡杨中岳

　　从90年代中期人民币汇率并轨并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尤其是2009年推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蕴涵的风险同样不言而喻，市场机制的异化已经给人民币国际化留下了诸多后患。

　　其一，贸易结算单向偏离绑架货币政策。

　　两年多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推广，到今年9月份人民币贸易结算累计已经超过2万亿元，其中约90%集中于进口业务领域。贸易结算的单向偏离，让人民币国际化沦落为贸易部门赌人民币升值套利的工具，并由此带来了两大影响：外汇储备继续极化，以及外债结构短期化。如此一来，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在增加，并拖累货币政策调控。

　　贸易结算是货币最基本的功能，但贸易结算的单向性只能反映出人民币在此功能领域的缺位，同时反映出“中国制造”国际定价权的缺失。也显然意味着，“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提升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其二，离岸人民币国内化。

　　贸易结算形成的人民币大量堆积在香港，香港官方称目前已经超过6000亿元，年底很可能超过1万亿元。尽管点心债券发行已接近1000亿元，但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中心并未名至实归，无法容纳井喷的人民币投资需求，这显然意味着香港的准备不足。

　　如果无法形成海外自循环的市场机制，人民币就谈不上国际化。本来，当下离岸人民币大量闲置是单向贸易结算豪赌人民币升值应该付出的代价。香港更主要的工作还在于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创新功能，发展人民币计价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以及让人民币通过资本输出走向世界，逐步形成并壮大离岸人民币自循环市场。

　　其三，资本输出管制冲撞了企业走出去。

　　在“中国制造”造成贸易顺差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应该限制人民币回流，还应该加大人民币资本输出。事实上，经济规模仅占美国三分之一、银行业总资产却超过美国一半的中国，输出过剩资本并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已经成为战略上必然的选择。事实上，这也是避免人民币汇率震荡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化解当下升值压力和长期贬值趋势的矛盾。

　　也许是对上世纪末资本短缺的恐惧惯性，目前监管部门对海外投资资本和信贷资本的流出非常警惕，这类资本账户的管制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主要的障碍，也是存款准备金率难以下降造成大量资本闲置的原因。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拥有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可能短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产业资本。当下的中国，高端制造业资本短缺和低端制造业资本过剩同时并存，于是，低端制造业资本四下寻找出路并导致民间信贷危机频发。当下的资本管制，限制的只是过剩低端制造业资本的流出。而解除资本管制，实际上却有利于这些过剩的低端制造业资本走出去收购海外高端制造资本，并重塑全球产业分工。当前偏重收购化石资源的资本输出，实际无助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

　　为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放资本账户管制，推动信贷资本和产业资本走出去变得极其重要。

　　其四，人民币国际化悲观论和乐观论并存。

　　这些论调最根本的原因都在于割裂了人民币国际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庞大的经济体是支持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但不是充分条件。货币的国际化并不容易。因此，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期望切不可过高。

　　在认识问题的同时，必须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两大手段：信贷资本和产业资本走出去。

　　综合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发达国家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只能以服务产业走出去为核心，以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走出去为基石，以银行业走出去为中枢，以信贷资本和产业资本走出去为手段，推动中国企业和商品走出去。与此同时，由于产业走出去需要有区域重点，以扩展经济战略纵深，人民币国际化还应该建立区域化重点，尤其要优先发展与东盟和上合组织的货币稳定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通过信贷资本和产业资本输出相辅相成的方式，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