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不确定性明显加大，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该如何去走？

　　12月10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七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在海口开幕，着重对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本届论坛上，本报记者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进行了专访。

　　收入分配不改革 需求释放难解决

　　新京报：在当今殴债危机和国内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有人说这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很类似，你如何看待国内外经济现状？

　　迟福林：有人说目前的经济形势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似，主要源于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如倾倒牛奶、蔬菜等。但我认为有着根本不同。美国的大萧条是由于社会需求乏力、生产力过剩引起的，而我国的内需很旺盛，比如教育、医疗等方面有很大的需求。

　　至于目前国内的经济现状，不确定性很强，受欧美经济危机影响，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总体来说，处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的拐点，只要今后的政策得当，我们就能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　　新京报：2008年，当世界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时，我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至今仍有人认为这也引发了通胀加剧和房价上涨等一系列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迟福林：通胀，主要是成本推动，而需求刺激并不是主要动因。2008年的措施是一个短期政策，有短期效应。当时投资主要集中在“铁公基”，拉动的是钢铁、水泥、建筑等行业增长，项目三五年就造完了，政策效应就明显下降了。但是如果老百姓收入水平提高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那么消费需求的长期提升是困难的。

　　还有一些地方发放“免费券”，当时我对此就不赞成。为什么不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没有中长期政策跟进，不把收入分配解决得好一些，就很难有效地解决需求释放问题。

　　政府让利民富优先 让百姓有钱且敢花

　　新京报：那怎样才能有效解决问题呢？

　　迟福林：破题的关键在于推行收入分配改革，而且应当加快改革。当下，我国正处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的拐点，我们要从投资主导的模式转变为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前人们吃饱肚子就好了，现在肚子吃饱了就要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让老百姓敢花钱，有钱花。这种释放出来的城乡居民消费潜力，足够支撑未来10到20年我国经济年均8%的增速。

　　新京报：老百姓的收入追不上物价的上涨，大家都在为教育、医疗、养老等拼命攒钱，怎么办？

　　迟福林：所以要改革啊，要从两个方面来做。第一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民富优先，让老百姓有钱花。第二要加大公共产品投入，给老百姓足够保障，敢花钱。

　　比如，在初次分配时政府少拿些，降低税收。让企业有更大的获利空间，能够承担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无需转嫁给消费者。

　　现在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成倍于GDP增长，而老百姓收入的增速却低于GDP增速。

　　再者，就是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三公”等经费支出，加大对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的投入。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敢花钱。另外，对上述领域的投资在短期也会刺激经济发展，对于保增长是有实际意义的。

　　财产公开很重要 政府官员要带头

　　新京报：你刚才提出了减税的观点，可目前一些人正在通过各种方式避税。如果实施减税，会不会让他们越减越富？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

　　迟福林：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关注到了。现在有些企业老板为了避税，把自己的消费都打入企业成本，有些官员还有灰色收入。税收制度是什么？就是界定谁收入合法，谁该交税，该交多少税，税收制度的基础就是要知道每个人有多少收入。也就是说，要建立全社会个人财产公开制度，并要官员带头。

　　新京报：官员财产公开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可至今还没有形成制度，你认为难点在哪里？

　　迟福林：有人说，没形成制度是技术问题。我认为这件事情，并不是技术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对改革的判断和是否有改革的魄力。

　　高福利风险不存在 体制性腐败须严防

　　新京报：你强调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福利领域的投入，但有人认为，欧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高福利和过度消费”。就此，你怎么看？

　　迟福林：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需要解决好初次分配的问题，也需要高度重视再分配的问题。总体上说，我国的再分配还有相当大的改革空间。

　　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我认为，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所谓的“高福利”风险并不存在。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新京报：你谈了很多，焦点都集中在政府应让利于民，政府职能应由主导变为服务等方面，这是否指的就是“小政府大市场”呢？

　　迟福林：小政府的背景是在启动社会和市场时谈的，是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无所不包所对比。市场化改革后，政府相对市场、相对社会总是小的，政府的职能是监管和服务，这样有利于推动大市场，建设大社会。

　　大小是相对的，不是规模问题，是政府转型问题。坚持这个方向，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新京报：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在自身建设和改革方面不突破，一切都是空谈了？

　　迟福林：正如有专家指出，政府主导“做蛋糕”，又主导“切蛋糕”。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不解决，又不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额就会越来越大。这样，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体制机制性腐败。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例如：健全信息公开、听证、检举等公共参与制度；建立各类群体与政府、公共领域的沟通渠道，使之成为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协调的主渠道；吸收不同群体代表加入各类公共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保证其话语权和参与权。

　　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参与监督下建设“阳光政府”，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自身行为，更好地发挥公共服务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晚年曾指出，富裕起来以后的财富分配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对此，他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今天，靠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和局部改革，是难以解决积重难返的矛盾和问题的。当下，迫切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的顶层协调，以实现改革的重大突破。

　　■ 人物简介

　　迟福林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多年致力于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围绕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在政府转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上述研究领域，共出版中英文专著三十余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七百余篇，主笔或主持研究形成研究报告六十余本，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B09-B10版采写/本报记者 崔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