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本报评论员高初建

　　一年多之前，江西抚州发生了“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事件发生后，老百姓的反响非常强烈，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最终，承担领导责任的宜黄原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原县长苏建国被宣布免职。但前不久有消息称，两位被免职的官员已悄然“复出”。消息传出，公众舆论一片哗然。

　　据抚州市有关部门解释，对邱建国和苏建国的重新任命不属于“重用”，而是受组织处理影响期满后重新安排任职，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长，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的。事实上，依照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提到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可能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不同“处理”。但“处理”不同于“处分”，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除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并不妨碍被免职者在一年之后出任他职。

　　如此说来，抚州有关部门的做法符合规定，符合程序。何况，与县委书记、县长的职务相比，一个县级开发区的管委会主任和公路局长确实算不了什么“提拔重用”。又何况，邱建国、苏建国二位可能确实有些“特长”，有重新安排工作的必要。那么，公众为什么要对此表示不满，要“呛声”反对呢？

　　在我看来，官员其实是个责任大，压力大的高风险职业。他们掌握很大的权力，要做很多的事情。而权力的运用免不了有失误，做事情越多越有出差错的可能。因此，官员们因工作失误而承担责任，而接受处理或处分，几乎是一种常态。古往今来，因种种原因受到“贬黜”、“贬谪”、“褫职”、“革职”之类“处理”的官员，从苏东坡、王安石到林则徐、曾国藩，数不胜数。但需要看到的是，培养一个官员十分不容易。对于犯错误的官员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允许有人犯错误，同时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在实践中，一些受到“处理”的官员或是因为所犯过错不大，改正表现较好，或是因为人才难得，确实是“能员干吏”，因此他们获得了重新上岗的机会，“官复原职”，乃至委以重任。

　　不过，允许官员先受处理再复职是有原则的，基本的原则是看其所犯错误的性质。在封建王朝时代，这个原则是看一个官员是否忠于皇帝，看他的过错是否对皇权的稳定和权威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与威胁。假如一个官员犯了这样的“大逆不道”的罪过，那不仅是“贬谪”、“褫职”的问题，等待他的轻则是“革职拿问”、“永不叙用”，搞不好就会“推出午门问斩”，丢了性命。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官员的素质要求、水平能力不一样了，他们的使命、责任、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内容不一样了，但做官的原则还是要讲的。比如，在如何对待老百姓，怎样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大原则上，就容不得半点马虎，讲不得半点情面。照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像在“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一个“带队赶赴机场拦截欲赴京讨说法的钟家姐妹”，一个“带数十人到医院抢夺尸体，打伤钟家人”的官员，所犯错误已经构成了“标本式”的恶性事件，两位亲自出马的官员不能只是接受一般的“问责”、“处理”，而必须承担激化矛盾、激起民愤、败坏党和政府形象的重大责任。因此，对他们的重新任命应该考虑再三，慎之又慎。

　　北宋时，“一路”指的是一个行政区划。范仲淹当宰相时，锐意改革吏治。某天，他取来诸路监司名册，将其中不称职者的姓名一笔勾去。旁边有部下看了说，您这么一笔下去，那些官员肯定很难受，“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范仲淹认为，在处理官员的时候，一个地方的老百姓的感受，要比某个官员的感受重要。这样的态度，是很值得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