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伟

　　昨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近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此前，11月23日，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表示，人行对浙江省6家农村合作银行恢复执行16%的存款准备金率。

　　在此笔者认为，适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非常必要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是呵护市场预期的需要。

　　一般来说，影响我国货币流动性的因素主要有：新增外汇占款情况；新增贷款情况；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管理等，而新增外汇占款波动对市场冲击之大，也被看作是“中国特色”之一。

　　央行数据显示，10月末外汇占款余额为25.4869万亿元，当月外汇占款下降了248.92亿元。这种少有的负增长牵动着市场神经。记得上次单月外汇占款下降还是2007年12月的事，而那次下降后我国股市的大跌，也成为小股民们永远的痛。虽然我们无法准确测算外汇占款涨幅和股市涨幅的关联度，但突发性事件引发的集体一致性预期，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需引起高度关注。

　　控制流动性涉及很多问题，比如监管部门监管红线、小企业金融债发行等，但相比较而言，目前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更明显。这是因为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之高世界罕见，整个市场绷得很紧，现在哪怕仅仅下调0.5个百分点，市场就会形成存款准备金率进入下行通道的预期，能大大激发民间投资的热情，拉动内需。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信心真的比黄金还重要，需好好呵护。

　　二是外部经济环境不支持货币政策紧缩。

　　从国际上看，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持续恶化。国债是传统金融工具，虽然简单但解决起来很棘手，可以预见，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在三五年内难以有效改善。受债务问题拖累，世界经济陷入温和的“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通过贸易、资本流动等渠道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我国外部经济环境收紧的趋势明显。

　　今年1~10月我国贸易顺差下降15.4%，贸易顺差额占GDP的比重降到1.4%，出口这架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弱化，倒逼我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外部经济环境收紧不支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我国放松货币政策只是时机、方式和力度问题，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理应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选项之一。

　　三是保增长需要调整货币政策。

　　众所周知，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是在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从去年10月份我国启动以量化紧缩为主的货币政策以来，已取得抑制通胀的政策实效。CPI年底有望回落到5%以内，明年年初有望控制在4%以内。防通胀已取得一定成效，当前的宏观调控重点宜适时调整，及时转向保增长。

　　因为我国经济增速已回落，三季度GDP增长同比下滑到9.1%，预计四季度增速将下滑到9%，并延续平稳回落态势。考虑到今年一季度GDP增长9.7%，起点较高，明年一季度GDP回落到9%以内的可能性较大。宏观调控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软着陆”的目标，但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警惕的苗头，比如说，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受冲击较大的是私营部门，尤其是小微企业，在一些地方高利贷问题严重。11月23日，汇丰公布的11月汇丰中国PMI初值由上月终值的51.0跌至48.0，创下32个月来的新低，显示我国工业生产继续放缓。

　　有鉴于此，确保经济增长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宏观调控的重点宜逐步转向保增长，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支柱之一，做出适当调整是题中应有之义。

　　也许有人会说，保增长不能仅靠货币政策，还需打好财政政策这只“组合拳”。但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财政政策越扩展，国有部门尤其是大型垄断企业获得资金等各种稀缺资源的优势越明显，这不仅加大对私有部门的挤出效应，加剧“国进民退”问题，还抬高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今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已成定局，地方城市基建投资动力将有所削弱。另外，我国正大力推行财税改革，也不支持扩张的财政政策。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成为应有的选项。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