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会报道

　　《中国产经新闻》：一方面社会上痛恨垄断，另一方面，大家对反垄断局最近的高调反垄断表示不认可，对地方上两家药企的罚单被评为打不打老虎打虫子，对电信巨头的反垄断调查，被评为神仙打架与民无关。您怎么看这两件事？您认为出现这样评论的原因是什么？

　　赵农：发改委反垄断局能够对这些企业进行调查，是在做反垄断机构应当做的事情，较之原来的无所作为这是一种进步。

　　对于电信巨头垄断的限制，并不是与民无关，如果高收费行为能够得到纠正，也会惠及民众。不能简单地看作利益巨头之间的博弈，也是公众的强烈要求。反垄断局的调查应当说是顺应了民众要求，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民众之所以仍有质疑的声音，是因为目前的反垄断成效跟公众的愿望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比如，社会上对于“两桶油”、中粮等大型央企的批评更多，民众对这些企业奢华的做派、内部高福利和随意分配等非常不满，因此，对于此次反垄断局的高调反垄断不买账，认为没抓住最大的“老虎”。这体现了公众的愿望，希望反垄断当局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向更多更严重的企业祭起反垄断大旗。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在我国，在现阶段，破除垄断的关键在哪里？

　　赵农：目前反垄断局的调查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非尽善尽美，仅仅是对垄断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查。

　　在我国，较之垄断主体的行为，行政性垄断的形成问题更加严重。而破除行政性垄断，从根本上讲，要从宪政建设着手，对公权力进行约束。目前我国的宪政缺陷主要表现为政府兼有营利职能、公权力得不到恰当约束、司法独立性不够。

　　现在，我们仅仅是对行政垄断主体的行为做出约束，却没有试图从根本上对行政性垄断的形成机制进行改变，没有对公权力进行规范的法制约束。

　　自然垄断是无法消除的，但自然垄断者不应该由指定产生，而是要由竞争产生，与此同时还要严格监管。我们现在的垄断主体则都是在政府指定或者扶持之下，通过设立制度性进入壁垒或者对某些企业给予特惠条件下形成的。

　　《中国产经新闻》：我国《反垄断法》2008年就已经颁布施行，您如何看待这几年来的反垄断成效？

　　赵农：《反垄断法》本身存在不足，基本默许了行政性垄断的存在。

　　几年来，反垄断成效并不显著，但是通过对电信巨头的调查，反垄断局实现了突破。

　　更长远来看，破除行政性垄断，需要对《反垄断法》进行严肃的修订，对行政垄断的危害进行揭示。

　　《中国产经新闻》：在西方老牌市场经济国家遭遇经济危机之后，一些人开始反对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竞争，提出了要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我国垄断的问题会不会在这样的思潮下加剧？

　　赵农：目前西方出现的问题，从严格意义来讲，不是坚持了市场经济法制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偏离了市场经济的结果。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身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是政府对于经济的不当干预所致。

　　没有政府的不当引导，次贷危机不会产生，次贷证券化不会愈演愈烈。要解决问题，出路在于加强监管，而不是扼杀市场经济。

　　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会像经济学家的完美设计，而是发生问题然后改进的过程。

　　目前，正是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出现了问题，需要改进的时候。

　　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发展没有其他途径可循，只有更加完善市场经济。让公权力与市场隔开，国有企业从营利性领域退出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完善法律的条件下更加充分地发展。

　　《中国产经新闻》：我们现在的市场垄断者都是国企，一些学者，如秦晓、张维迎提出将国企资产分到民众手中，您认为假如在国企利益为民众所有的情况下，那时候，该如何看待国企垄断？是否依然是要破除垄断？

　　赵农：国企应该退出营利性领域。当国企资产分给公众后，就不应当再称国企了。此时，行政公权力与经济主体之间就容易脱钩，监管也就变得相对有效。因为监管部门面对实力强大的国企往往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