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11月19日晚祷后，埃及开罗等大城市中心再度聚集起大批示威者，次日，试图拆除示威者帐篷的军警与示威者在解放广场发生冲突，事态随即扩大，双方在开罗解放广场、内政部门前，以及亚历山大、苏伊士等地连续3天爆发激烈冲突，示威者高呼“解散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坦塔维（陆军元帅，AFSC负责人）下台”等口号，向内政部和军警投掷石块、燃烧瓶，警方则以催泪弹、橡皮子弹和警棍试图“清场”。尽管21日清晨，在塔利尔清真寺阿訇谢赫·马扎尔·查希尔的调停下，示威者和警方的冲突暂时平息，但紧张局势依旧，短暂撤离解放广场的示威者再度回到了原地。

　　这是2月21日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所发生的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伤亡最惨烈的示威者和军警间对抗。据埃及卫生部宣布，3天的冲突已导致22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在开罗，至少750人受伤，而开罗当地医院有消息称，死亡人数至少有33人，受伤者更多达1800多人，示威者和一些医生宣称，有些人受到明显枪伤，但军方否认使用了实弹。

　　许多当地市民和外国媒体感慨，连续3天的冲突，尤其解放广场和内政部门前的一幕，让人恍惚回到“尼罗河革命”时的血雨腥风，甚至有人称此次的事件为“二次革命”（其实6月已经有过一个“二次革命”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9个月前受到示威者夹道欢呼、被誉为“挽救国家命运英雄”的军方，如今却被同一群“革命者”斥为“反革命的源泉”，要打倒而后已；9个月前信誓旦旦称“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而非镇压示威者”的军方，如今却正做着当时他们拒绝穆巴拉克要他们做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穆巴拉克的下台导致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解体和由军方幕后操盘、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的上台。根据计划，埃及本应在今年9月举行立法选举、明年选出新总统，届时过渡政府将把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最初示威者和军方相处得还算融洽：“四月六日运动”等示威组织完成了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夙愿，享受到更大的政治自由度；军官团通过推翻穆巴拉克，摆脱了做穆巴拉克家族世袭两代“臣子”的“陪太子读书”命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双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共同点。最初的几个月里，示威者的主要动作，集中在对穆巴拉克政治机器的穷追猛打上，先后把穆巴拉克父子和许多旧政权要人送上法庭，解散民族民主党和全埃及1750个市镇委员会，在这些方面，他们与军方同样不无共同语言。

　　但随着对穆巴拉克清算的告一段落，示威者和军方的矛盾开始突出。

　　在军方看来，“革命”并未能解决埃及动乱的根源：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经济低迷，且由于示威者“欲求不满”，示威频仍，仍习惯于“上广场”，而非诉诸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导致外国投资大量流失，经济和社会秩序长期无法恢复。不仅如此，频繁的教派冲突、流血，也让“尼罗河革命”时“埃及人大团结”的幻象破灭，在埃及共和国历史上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军官团由此认为，自己有责任继续充当“宪法守护者”，而不能容忍示威者继续“胡闹”下去。

　　可在示威者，尤其最早发动街头运动的“四月六日运动”等“青年革命同盟”一派看来，埃及局势至今不能平静，症结恰在于军方恋栈，不愿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指责军方“纵容腐败”、“包庇贪官污吏”，要求他们尽快让位。在许多“革命者”看来，2月的“胜利”最早成了替他人火中取栗：军官团的地位不降反升，而在“革命”中首鼠两端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渔翁得利，很可能在立法大选中获胜，他们这些“正宗革命党”反倒被“遗忘”，只能无奈地继续做街头抗争者。

　　矛盾的愈演愈烈导致6月份的所谓“二次革命”，并使得立法选举被推迟到11月28日，总统选举和AFSC的交权则更可能被推迟到明年底、后年初。就在不久前，两件事让彼此间的矛盾更不可调和，一是AFSC允许前执政党成员以独立候选人或其他政党候选人身份参加立法选举，二是修宪。

　　根据埃及媒体报道，宪法修正案中的第九条规定，埃及军队是宪法的守护者，第十条则规定将成立由国家元首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取代目前的AFSC，这两条被认为是“军队特权条款”，因为前者为军方干预政治留了“活门”，后者等于是AFSC制度的翻版。在政治呼吁和互联网串联下，8个激进示威者团体联合发动了这又一次的“二次革命”，并最终导致流血冲突的发生。

　　事件发生后，埃及各派政治力量的表现各不相同。

　　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为代表的自由派对即将开始的立法选举信心不足，希望借此推迟立法选举的进行，因此他们一面谴责军方动武，一面呼吁“顾全大局，选举顺延”；过渡政府鱼龙混杂，处境尴尬，原本就意在“过渡”，因此最初试图敷衍（副总理希尔米曾向媒体放风，称宪法第九条将取消，第十条也将修改），继而索性提出辞职不干；穆斯林兄弟会则态度最为微妙，他们参加了周五的示威，谴责军警暴力，又发表声明呼吁冷静和克制，反对“一切暴力和对抗”，作为“尼罗河革命”最大赢家，即便选举在一片混乱中如期举行，他们也有望获胜，因此谨慎对他们而言是最佳选择。

　　示威者的举措则稍显混乱：在广场上他们喊出“AFSC和穆巴拉克的作为如出一辙”、“AFSC是罪恶之源”、“打倒坦塔维”的口号，他们还对外国媒体表示，如今埃及需要一个“救国政府”代替目前军方色彩浓厚的过渡政府，而AFSC和军方则应靠边站。

　　然而直接把矛头对准在埃及社会声誉向来不错的军队，示威者的群众基础似乎并不十分牢靠，军方的顽固态度也表明，他们可以“丢车保帅”，抛出曾经的领袖穆巴拉克，但让他们整体退出政治舞台，并忍受激进示威者没完没了的政治“秋后算账”，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

　　而不论自由派或穆斯林兄弟会，尽管在要求军政府交权方面与示威者有共同语言，但利益的差异决定了彼此间的貌合神离：自由派推迟选举的主张未必合示威者口味（因为那意味着军方可以推迟交权），而只要静静等候就可稳步上升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无须冒险和焦躁的街头派结成过于紧密的联盟。示威者曾表示，巴拉迪是这个“救国政府”的最佳领导人选，但后者很快表示“无意考虑”，至于穆斯林兄弟会，则一面在解放广场和示威者并肩站在一起，一面小心翼翼地避免从自己会众口中喊出“打倒AFSC”口号。

　　示威者已呼吁在22日举行解放广场“总示威”，而军方早先则表示，不会推迟11月28日的立法选举，看来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最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对峙，还要继续这样对峙一段时间。

　　作者系旅加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