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瑜

　　税好算，费难缠。

　　根据《新快报》11月23日的报道，自9月1日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以来，老百姓工薪收入税负降低幅度较大，但普遍存在乱收费现象，中国预算内外的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

　　21962亿元合到13多亿中国人头上，平均数字可能并不大；但这个数字占到了中国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个比重却是沉甸甸的。比重这么大，可供支配的收入是多了，但这个大比重里边也透露出了许多问题。

　　第一个，罚款是因为存在问题，你比如说环保罚款、交通罚款，或者其它种种因为不达标或者是违规造成的罚款，要都是按照规矩出牌，也不会造成这么多的罚款。这说明，很多企业之类的并没有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来生产和操作。里边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罚款了事？你比如说环保，只要交了罚款你就可以继续开工，罚款之前环保不达标，罚款之后环保也不达标，唯一不同的就是交没交钱而已，但是污染问题照旧。

　　第二个，目前还有不少事业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实行不拨款或者差额拨款的管理体制，让拥有执法权的部门自己想办法创收。上边还有收费罚款指标，完不成这个指标，你的工作就不合格。它不是按照实际违规数量和轻重去罚款，而是逼迫着执法人员想方设法去多罚款。这种收费罚款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唤作“执法经济”，据说优点是低成本，高收益，可循环可持续，但坏处显而易见。一到年底，有罚款、收费任务的单位就开始格外忙碌起来，据说就是为了突击完成罚款任务指标。

　　第三个，它加重了民生负担。高额的收费罚款收入，它的一分一毛最终都要从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企业上来，当我们本来都在感叹生活不易、生意难做的时候，这种收费、罚款怎么看怎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收费、罚款是一种必要的经济手段，我们可以用这种手段，来纠正或者调度一些社会和行政问题。但是当收费罚款收入所占国家收入比重太高的时候，这里边透露出的一些经济和社会信号也不容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