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慧珏;周一慰

　　中国银行业至今已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了十年的开放路径探索。回过头来看，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近日，美国银行减持104亿股建行股份，套现无数。不少质疑声响起：当初让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业，轻易分享了十年改革成果，是否是一笔值得的买卖？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潘英丽。她认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其历史意义，但由于错过了2006年前后的改革机会，如今银行业重整旗鼓，仍然要花费大量的改革成本。

　　十年反思

　　《21世纪》：回过头来看，当时进行战略投资的外资行，有许多现在打算抽身而走，等于他们分享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巨大收益。从这个角度看，你如何评价当时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一思路？

　　潘英丽：在当时背景下引进战投是有必要的，否则四大行根本无法在香港上市，上市了也没有这个价。只有国际上有品牌的大机构来参股，在海外发行股票才有好的形象。

　　我认为，在治理结构上，战略投资者对我们没有太大帮助，但在风险管理、业务管理、流程设计、内部管理和技术层面，战投都提供了协助。

　　当然引入战投也存在些问题。第一，银行在我国算是垄断行业，有垄断利润。外资可以分享垄断利润，而民营资本却不能开展银行业务，这就不合理了。

　　第二，我们还有存款人给银行的补贴，外资进来后也可以分享。实际上存贷款利差扩大是从1999年开始的，存贷款利差从以前的零或者是1%，扩大到3.6%甚至4%，比国外多了2个百分点。这种高利差可以看成一种政策补贴，实际上是存款人给银行的补贴。

　　第三，如果当时不是仅仅通过战略投资引入外资，而是允许外资在国内开分行，那么现在银行的竞争格局就会呈现出来。

　　鉴于这些原因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改革时机。2005-2006年，是逐步取消存贷利差补贴的好时机，外资银行参股进来，充足中资银行的资本金，这时候就应该取消存款补贴，适当地引进一些外资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2006年底开始就应该让外资银行更多地开分支机构，形成有序竞争。这样就不会造成目前中资银行分支机构在国内过度发展的局面了。

　　但很可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按照如今的经济形势和银行周转压力，未来两三年，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可能很快推行。2009年银行体系的人民币贷款近40万亿，利润8000亿，如果取消2个百分点利差，整个银行业实际上处于零利润状态。

　　《21世纪》：如今要解决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你有何建议？

　　潘英丽：首先应允许引入与存贷款业务不同的业态，比如租赁、担保等这些国内资本涉及不多的领域，这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其实是拾遗补缺的，可以多元化信贷市场。

　　另外，我建议在金融开放思路上做一些转变，把之前的战略投资者转换成债权人，把他们的股权持有转变为债权持有。

　　央企和大型金融机构，可以发一些相当于美国联邦机构债的“准国债”。利润高的央企发行的债券，应该相当于国债的信用等级。而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债券发行来补充资本金，引入成熟的投资者形成对市场的约束和监督。

　　“走出去”积极性不大

　　《21世纪》：金融开放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资银行如何走出去。目前我们发现，中资银行走出去能做的业务也非常有限。你如何评价中国银行业这几年走出去的成果？

　　潘英丽：中资银行没有太大的积极性走出去，因为走出去会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人地生疏，风险比国内大；第二，国内有较高的存贷款利差，银行赚钱相对容易；第三涉及到人民币汇率问题。

　　我个人觉得，中资银行应该走出去，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需要。问题是，我们的市场是个管制性市场，正是这些管制限制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限制了金融机构的国际化。

　　《21世纪》：欧美金融业兼并潮兴起时，并没有发现太多中资银行的身影。现在难道不是中资银行入场参股的好时机吗？

　　潘英丽：工农中建、国开行都可以出去，但问题是资本金不足，国内信贷业务前几年急剧扩张，银行不得不增资扩股。截至今年5月25日，上市银行的股票市值已经达到股票总市值的21.13%，2010年利润更是占到上市公司全部利润的53%，这显然与金融深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因此，我觉得工农中建此时应选择另一条路，卖掉部分国内分支机构，让民营资本、小银行充分发展。同时，积蓄力量筹备海外分支机构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