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一平 北京报道

　　 网络时代，舆情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更是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在发改委启动对中国电信(微博)与中国联通(微博)反垄断调查的“破冰之旅”时，以央视为首的媒体迅速形成了一轮舆情，社会公众对此充满期待。但是，随着电信行业媒体《人民邮电报》的“立马横刀”，以及顾忌到电信联通的“副部级”官方背景，情绪高涨的人们不由得冷静下来：本次舆情会如以往成为改革的动力吗？为此，本报专访著名企业风险管理专家、北京智慧联合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决策委员会主席、恐龙（KOLONG）数据首席风险分析师雷雨先生。

　　 《华夏时报》：对电信与联通的反垄断调查，虽然没有最终的调查结论，但是发改委依然对外公布，央视作为“龙头”媒体，更是率先“发兵”，直指电信与联通垄断弊端。但是《人民邮电报》的“半路杀出”，以及新华社的“摇旗呐喊”，无疑昭示一场“较量”即将展开，这意味着什么?

　　 雷雨：改革历来就是一种冲突和较量。但是，对于工信部下属媒体、代表运营商声音的《人民邮电报》的“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 “头版”文章指责，以及新华社认为发改委“欠慎重”的评论，相信社会公众还是大吃一惊的，因为没有想到“阻力”会这么大。社会公众做出此次反垄断调查案将以“消极结局”收场的预期，实际上是公众对舆情能否成为改革的动力表示怀疑。

　　 《华夏时报》：如何理解舆情成为改革的动力呢？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

　　 雷雨：舆情成为改革的动力，简单的理解就是民意不可违。尤其是网络时代，当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意见汇集到一起，形成了有效舆情，政府就开始重视这种舆情，并做出相应的改革或处理举措。我们以2010年“一报一社”关于房地产调整的舆情为例。

　　 2010年3月28日至4月2日，新华社以《红火景象下的楼市之忧》为开篇评论，连续6天播发评论，对房地产当前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其话题包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楼市交易中的投机行为、权房交易中的官员腐败，以及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等。而《人民日报》也从4月1日开始，以《房价今年会怎样》、《“地王”会不会消失》（4月2日）、《预售制能否取消》（4月6日）3篇报道相呼应。“一报一社”的文章迅速被各级媒体广泛转载，并配以深度解读和大量现状调查与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巨大的舆情导向，最终形成以京版“国十二条”为代表的一大批地方法规纷纷出台并切实执行，令曾经疯狂一时的房价遭遇迎头痛击。这就是典型的舆情成为改革的动力的例子。

　　 《华夏时报》：本次电信联通垄断案是由中国经济最高管理机构发起的调查，权威媒体央视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网络媒体也紧紧跟进，可以乐观吗？

　　 雷雨：舆情能否成为改革的动力，关键看能否形成一轮有效的舆情。2010年房地产调整事件中的舆情，由于是“一报一社”率先发起，其中新华社在中国传媒领域地位超然，《人民日报》更是执意识形态之牛耳，加之网络媒体的介入，由此形成了一场有效的舆情，最终成为改革的动力。而本次电信联通垄断案的舆情形成中，虽然央视最先“发力”，但显然与2010年由 “一报一社”率先发起的房地产政策调整舆情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能否产生有效舆情也是值得质疑的，不能形成乐观预期也是必然的。

　　 《华夏时报》：能否具体分析一下其中的差别或缘由？

　　 雷雨：第一，从传统媒体来分析，虽然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但传统媒体仍然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以传统媒体为起点发起的舆情，无论是舆情压力、舆情风险和最终的舆情效果，在很多时候较于网络媒体还是处于优势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1月9日至今，传统媒体关于本次反垄断案的报道为2300余条，其中报刊1859篇，电视269（栏目/次），广播211（栏目/次）。仅从数量看，似乎可以认为是一场大规模舆情的起始。但是，大量的报道或是重复发改委的通知，或是分析发改委的态度，没有关于电信和联通垄断现状的深入调查，没有关于通信业企业的生存状态勾勒，没有业界人士和法律人士对于垄断形成内外因的剖析和应对策略，甚至没有发改委有关人士关于此次调查最终期望结果的明确表态。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以媒体为媒介的广泛文件传达，而不是一场借诸媒体的公众社会政治表达。

　　 第二，本次反垄断案，虽然网民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但对新浪、搜狐、天涯、猫扑、凯迪、强国、网易等多个知名论坛网民舆情进行监测分析，网民的评论很快脱离了针对电信和联通的调查，而变成对包括石油、电力、铁路等所有领域的垄断现象的揭露和声讨。这种“一事未毕再生一事”和“处处开花不结果”的做法早已是网络的通病，它使人们很难持续地关注一个社会问题，也就很难让公众的社会政治表达理性、连贯和有效。同时，如果网络上的声音集中于电信和联通垄断地位的探讨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行政主管部门的反思和自省，起码也会对行业现状有了多维的思考，这对于逐渐规范行业和企业行为是有益的；而如果像现在网络上这种万炮轰鸣的做法，反而会令政府部门心生反感，更会认为这是公众对大型国企的误解，这种情绪的反弹最终无非是引向三个结果：一是置之不理，用时间平息舆情；二是用政府力量强势介入，扭转舆情方向；三则是着眼于扭转公众意识形态，树立社会精神新秩序。无论哪种结果，实际上都同舆情的初衷南辕北辙。

　　 第三，从历史上看，对于通信产业垄断地位的质疑声时有发生，但最终都不了了之，由此而形成的舆情更是难成规模，更妄论最终效果了。多年以来，媒体对于电信业垄断的报道何止百余次，但无不是零星松散，难成气候，更多的则是刚一开口，旋即无声无息，即使是小规模的舆情也是乏善可陈。这一切，或许都是电信业深厚的官方背景所致，大的舆情景气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一次会不同呢？

　　 第四，与房地产业相比，电信业的民生权重系数不够。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对于民生问题高度重视，一旦涉及这一范畴，为避免发生不愉快事件，各级政府往往会选择息事宁人。也正因如此，凡涉及“菜篮子、米袋子、新房子”之类的民生必备资源问题，政府机构的处理态度便相当谨慎。但各级政府机构对于民生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至于宽带接入的费用是否过高，网络使用成本能否被公众接受，对于忙于应付各类基本民生问题的官员来说，是完全可以搁置和漠视的。毕竟，不上网对生活基本质量没有太多影响。

　　 最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久的将来，有媒体刊登出一篇貌似公允、实则为电信业诉苦喊冤的报道，或者学者指出电信业发展应符合中国国情，又或者是一篇充满学术味道的策略报告，我们便有理由相信，此次“破冰之旅”的反垄断案舆情可能就胎死腹中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也不应该发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