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雪琳

　　中共“十八大”前夕，各层级官员的换届引人注目。这一轮的人事变动，是否出现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又有哪些弊端仍需革除？本报记者专访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请他们阐述对上述问题的观察与理解。

　　第一财经日报：从制度上来讲，您觉得这次换届有什么新形式、新现象吗？

　　王长江：现在实行公推公选（注：“公推公选”是公开推荐与公开选拔的有机结合。一般是指采取个人自荐、群众举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通过考核、考试、面试等程序，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候选人预备人选，再依法举行选举或组织任命）的选拔官员方式。过去是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现在可以叫做多一些人在稍多一些的人里面选人，但还离民主选举有很大距离。从有序推进的角度讲，这样做有道理，但应非常明确，这只是一种过渡。

　　这种过渡应当尽快，因为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形。由于严格限定了可选者的资格，参加者往往就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考虑到自己也有机会，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票投给公认比较强的人。大家都这样做，结果会怎样？结果往往会是比较没有可能的反倒当选，这就有选劣而非选优的味道了。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可选的范围太小，并且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还是应当尽快推进民主的步伐。

　　日报：年龄在官员选拔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年轻是否为官员升迁的一个优势？

　　竹立家：从上世纪90年代建立公务员制度以来，我国公务员年龄梯次结构实际上已非常合理，每年都招，每年都退，经过15年的循环，基本上年龄结构趋于合理。

　　我下去调研得知，超过35岁很难提镇长、镇委书记，超过45岁就很难提县长、县委书记，超过50岁就很难提市长、市委书记，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在这样做，所以现在你很难发现50岁的老镇长。但一个人的德行、本事，不能由年龄来决定。用年龄来卡，就把一些不称职的、道德水平不高的放上去了。还有以选年轻干部为由，选用自己的人，这样的现象也很多。

　　王长江：干部任期制已建立起来，再一味强调年轻化就没有道理了，应当从重年龄过渡到重能力。美国有18岁当市长的，也有70岁当市长的。那18岁就肯定治理得好，70岁不会治理？我们甚至到现在还把平均年龄小当做一种政绩来宣传，说明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观念没有转变过来。

　　日报：今年换届中各地都出现了不少“80后”官员，还有被提名为镇长、县长的，比如湖北宜都县提名了一名2008年大学毕业的女生为下属五眼泉镇的镇长，这些现象说明什么？

　　竹立家：“80后”干部当副处级干部，大家觉得还可以理解。但2008年的毕业生，刚进公务员队伍，怎么可能当正科级呢？很不合理。按照法律、法规，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后5年，才能当副主任科员。

　　能力再突出也要有个成长过程，就像种青椒苗一样，有些长得壮一点，有些长得弱一点，但也得一步步地长啊。两个月后才能开花，三个月后才能结果。按正常成长的话，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上镇长，没有十年八年是很难的。毕竟镇长是直接和群众接触的，方方面面的能力都得有。这样选拔是破坏了干部的成长规律。

　　日报：现在的很多省部级官员，都是三十年前从基层开始工作，这样的基层经历还可复制吗？

　　王长江：干部有基层工作经历和多岗位锻炼的要求，理论上是对的。但现在这种要求已经变味了，太细，太繁琐，太“一刀切”。有人算过，按照现在的要求，从一个副处级干部成长为部级干部，需要两年换一次岗位。我们看到，这正是干部像走马灯似的轮流变化的原因。刚在一个地方没多久，就要设法再提一级，否则就赶不上了。一两年就换，还有什么长期发展战略，谁还为未来十年、几十年那个地方的发展着想？相反，赶快做出政绩才是上策。为什么我们老是有不顾将来、不顾后果的“政绩工程”？就跟这个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这说明，干部制度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