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祚

　　本报记者叶一剑

　　实习记者云军北京报道

　　日前，《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公布，该《决定》被评价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纲领。

　　在此背景下，本报专访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对《决定》的出台和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张国祚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国际问题、文化问题等。他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全国社科规划办主任。

　　文化发展也是硬道理

　　《21世纪》：怎么理解中共中央在此时就文化发展问题进行如此规格的规划和讨论?

　　张国祚：过去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次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一定要把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纳入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命题当中去。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这就纠正了一些人对发展的偏见，以为发展仅仅是经济发展，其实，文化发展也是发展，而且是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硬道理。

　　所以，无论是要制定富有远见的战略规划，还是制定推动改革的具体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还是提升全社会的道德素质，还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必须在文化上大做文章，都必须借助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而言，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治久安来看，需要大力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硬实力，一条腿是软实力。如果硬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站不稳，一打一推就会倒，但是如果软实力这条腿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不打不推就会自倒。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想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那就必须使国家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

　　《21世纪》：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应该怎么理解？

　　张国祚：这次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定位有了一个很明确很高的说法，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四重含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树立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弘扬以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西方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他们的普世价值，实际上，谁不希望民主自由，谁不希望人权呢？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会对“普世价值观”提出批评呢？那是因为我们国内一些人，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美国价值，就是西方价值。这样的价值观，第一，美国本身就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怎么可以盲目效法呢？第二，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经过这么些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然，我们应当有这么一种胸怀和勇气，自由、民主、人权，不是西方的特权。关键是，我们把这个自由民主人权拿到中国来，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要赋予新的含义，我们是可以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相关精神经过改造以后纳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当中，这不应有什么疑问。但借鉴和改造不能动摇和代替我们价值观的核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否则中国共产党就很难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个先进文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时，应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文化发展应纳入官员政绩考核

　　《21世纪》：这次《决定》中也提到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国将比从前更加正视文化的商品属性、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

　　张国祚：我认为这不存在方向转变的问题。实际上《决定》中讲的还是相当清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很明确的。如果我们光为了挣钱而不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还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损害。

　　这个决定还有一个特点是，《决定》中有许多东西是属于重申的。比如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并不是新提出来的。所以你刚才提的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问题，这次是这么讲的，“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这不就把这事定下来了吗？既然是根本任务，你觉得还会放弃吗？而且现在的国际形势，意识形态这个口是不能松的。如果说以往我们对这个口很坚持，那今后还要继续坚持，同时，我们要注重文化产业的商品属性，注重它的经济效益，要大力发展，不要把两者矛盾起来看。

　　《21世纪》：按照一般的理解，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更加具体的落实政策出来，对此，您有什么预期？比如，对于传统的政绩考核会不会有所突破，发展文化将成为重要的指标选择？

　　张国祚：其实在我们党内，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者关系怎么摆，认识并非始终完全一致。发展经济大家都来劲，因为是“硬道理”，可以带来GDP，带来经济效益，带来钱。但是搞文化建设，即使有些地方搞了，也只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没有认识到文化本身可以创造经济价值，更何况文化还能够起到一种引领社会，提供精神动力，提供智力支持、舆论支持这样的作用。

　　其实，没有社会的稳定，没有人们的正确精神引导，经济会搞乱。不要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一些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充分。理论武装、精神文明建设，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考评干部呢，第一条都说，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可是啥都没有，真正用干部的时候，谁都不看这一条，这哪能行呢。

　　这次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来，要把繁荣发展文化的政绩纳入干部考评当中去。你是不是重视文化，有没有发展文化，在文化发展当中，有没有政绩，这是考察、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

　　文化体制改革可为政治体制改革引领方向

　　《21世纪》：此前，在对我国改革的讨论中，更多的讨论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看待文化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张国祚：讲繁荣发展文化，根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直接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还有理想信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牵涉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问题。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做到三者的统一。真正要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把政治历史文化与国情相结合，进行系统周密的考量，仍然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什么是党的领导？是党从方针政策、文化上面给以指引，这叫党的领导，还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一切都说了算？它都涉及到一些机构架构设置的问题，而这种机构架构的设置是需要文化智慧的。就是说文化的深度，文化的高度，是决定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智慧高度的，所以文化体制改革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引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