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历史的转折、断裂和重构的角度来看，恐怕应该说中国人有过三个“故宫”：1949年前的北京故宫、1949年以后的北京故宫和1965年后的台北故宫。其间的关系明显地呈现出切断、延续与并立的性质。

　　当然，“本是同根生”，这条根就是清代宫廷：北京故宫的藏品有85%、台北故宫的藏品有92%都是来自清宫。但是，北京故宫首先是拥有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堪称为中华民族规模最大的文化不动产，然后才是那些珍贵的藏品；而台北故宫的文化价值尽在其藏品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的不可比性就很明显。

　　其实，在两个故宫博物院各自辉煌的历史与藏品的背后，有着远比“文化遗产”更值得揭示的意义：从宏观的方面说，是对确立国家政治形象的作用、对民族身份认同的价值、对形成历史想象共同体的作用等等。其实从古代的“问鼎”之说和“泗水捞鼎”的故事中，中国人早已把国宝典藏与政权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样的道理，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卢浮宫博物馆于1793年成功开放，“其意图是向国内的批评家和外国观察家表明革命政府的稳定性、它所具有的力量和足以有效地保护国家遗产的能力”（杰弗瑞·艾布特《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李行远译，载《美术馆》总第二期，广东美术馆，2002年）。

　　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两个故宫在机构组成、运作方式、与政治网络的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实现公民共享价值的差异。对于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故宫作为宏观的国家形象的神秘色彩早已不断剥落，作为公民享受文化财产资源的重要性早已上升为故宫的安身立命之根。前段时间北京故宫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到这时候，人们似乎才真正懂得了86年前那句话的含义：“从今日起，这个地方属于每一个国民了。”

　　其实即便没有那些窃宝风波、商业风波，在正常的北京故宫游览中人们其实已经可以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据官方统计，故宫对游客开放的区域尚不足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就是，故宫现有文物达180多万件（这是故宫自1925年10月10日建院以来，在今年才第一次公布的数字）之多，但目前公开展出的只有8000多件，占总收藏量的1%不到！在另一方面，北京故宫内部的处级部门就达31个。在“游人止步”的牌子后面是办公区，或者是亟待修缮的残旧建筑，还有就是恐怕永远也难见天日的上百万件文物。台北故宫，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它的现有展厅只有9500平方米，馆藏文物则有65万余件，即便是每3个月换一次展品，要把馆藏65万余件文物都展示一次，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

　　毫无疑问，两个故宫早就需要大修或扩建。足够的展览空间是实现国民共享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更需要有符合国民权益的公平、正义机制。

　　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之初的最大特征就是国有文物资源的社会化监管。在1965年开馆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决策、监督机构的理事会改名为委员会，职权扩大了一些，如收购文物，除了请专家审查之外，一定要提到委员会讨论决定。但是在北京故宫，至今也没有组成一个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董事会作为最高的权力、监督机构，难怪在连续发生故宫风波之后，很多人在问：故宫到底是谁的？

　　要实现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文化遗产的真正共享，无疑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而人们对于故宫发生的以“会所门”为标志的商业化浪潮的强烈质疑，更反映了对文化共享前景的深深忧虑。可以说，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真正实现国民共享的公平性与正义性是人们对故宫的发展越来越明确的诉求。因此，所谓的“故宫学”无疑应该增添它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伦理学。

　　“从今日起，这个地方属于每一个国民了。”让我们祈求这一天的真正降临。

　　（作者系广州美院教授、港台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