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 王永强

　　六中全会前有消息称，多位民营企业家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接受考察

　　10月12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2011年新晋首富、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家之一、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已经完成组织部门考察，这似乎是中共中央更加强化落实各行各业精英入党，甚至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中央委员会的体现，具有极强的风向标意义。

　　此外，亦有消息称本次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民营企业家候选人除梁稳根外，还包括其他三名，四位候选人分别代表江浙、广州、北京和中部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亮相”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意义何在？当选的民营企业家如何安排“身后事”？一系列问号仍然有待中央最后安排的揭晓。

　　四人“候选”？

　　10月12日，向文波(微博)出现在公司餐厅，与半年前的从容和饱满精神相比，这位三一集团“三号人物”、三一重工（600031.SH）总裁面色稍黑，略带倦容。对于半个多月来围绕梁稳根或晋身中央候补委员的热议，他并不兴奋，一一回避，以“此类消息不该向三一求证”、“无法回答”等作答。

　　向的回答倒非纯粹托词。按照党的组织纪律惯例，候选人当选之前，相关组织部门会多方考察，然后提交党代表大会表决，最终结果如何，存在各种可能性。

　　而此时更有消息称，三一方面之所以如履薄冰，除了遵守相关纪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这次民营企业家晋身中央候补委员的推选中，梁稳根应非唯一人选，来自江浙、广州、北京和中部至少各有一名企业家接受过组织考察。

　　5月19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民资“新非公36条”一周年座谈会上，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即表示，“新非公36条”的具体落实总体推进不均衡：“目前，只有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制定了实施细则。而从行业来看，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并没有进展。”

　　这一说法涉及的非公经济发展领先区域，恰好与此次推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区域暗合。至于梁稳根之外，究竟还有哪三位企业家获得推荐，当下并无准确消息。而可揣度的痕迹，则来自十七大2217名党代表中的民营企业家。

　　粗略统计，2007年10月产生的十七大2217名党代表中，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约有30人。其中，6人曾入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居前的正是福布斯中国第59位的梁稳根，当年财富32.85亿元。

　　当然，梁稳根并非是最早成为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微博)、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董事长刘思荣等7位民营企业家已是党代表。也正是在十六大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由“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朱相桂即作为乡镇企业的老总当选党代表。目前，朱相桂也是已知唯一一位三届当选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而十七大的民营企业家党代表中，梁稳根、沈文荣、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三位无疑又是知名度更高的佼佼者。

　　从政保障

　　诚然，无论是哪位民营企业家最终当选，此举的风向标意味无疑更多一点。

　　原因很简单。根据党章中党员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党内，梁稳根们的民营企业家身份并不会被特别强调。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无疑是巨大的荣誉，但梁稳根们本身亦无意更进一步寻求政府部门的实职。

　　在沈文荣、王健林和梁稳根三人之中，三一集团的公司治理架构无疑最为规范。作为三一集团最主要的控股公司，三一重工2003年上市，2005年因率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而被称为“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在三一集团内部，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毛中吾、易小刚、袁金华等核心高管搭成了稳健团队，这也即是说，如果中央确有任命实职的打算，梁稳根离开三一集团，其对公司后续发展产生的影响远较沈文荣离开沙钢、王健林离开万达为轻。

　　民企春天

　　关于梁稳根的从政，社会有两种传言：一是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二是进入政府，成为一位掌握有实权的经济高官。

　　对梁来说，前者主要是一种政治荣誉和政治身份的认可；后者则是对梁管理才能的认可。无论梁在两者中作何选择，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都是其人生和职业生涯的一次巨大飞跃。

　　当然，就梁与其掌控的企业关系而言，选择进入中委与做一个财经高官，其处理手法是不一样的。

　　如进中委，鉴于中委或候补中委只是中共党内的一种政治待遇，理论上并无其他社会资源可以支配，梁也就不必退出其掌控的企业，可以继续作为企业的领导而服务；但若梁选择做政府高官，为避免利益输送嫌疑，他就必须从其企业中完全退出。

　　其实，从政府官员的任职条件看，梁也必须卸任企业领导。这个边界是一定要划分清楚的，否则，界限模糊利益就容易越轨。

　　那么，梁作为中国首富，若进入中国的权力中心层，这对中国私人企业、私人经济的发展乃至私人企业家政治地位的提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对私人企业家重视的背后，则反映了民营经济或私人经济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事实。”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表示。

　　改革30余年，私人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说，与私人经济的贡献相比，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社会文化观念上，私人企业、私人经济仍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这种边缘性对它们的安全与发展非常不利，致使现实中的多数私企生存得很艰难，每向前走一步，都步履蹒跚。

　　邓聿文认为，由于私企长期以来受到市场准入、融资环境和法制保障等三方面的牵扯和压制，致使私人企业家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和政府的关系，而不是用在企业的营运管理和产品研发上。它所造成的后果，一是助长钱权交易，加剧腐败；二是企业也不易长大。统计表明，中国多数私人企业的生命周期一般都很短，也就两三年或三四年。

　　“要改善私人企业的发展环境，就要提高私人企业家的政治待遇和地位。就此而言，梁稳根成为候补中委进入中共权力中心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体现出中共对于私人企业及私人企业家进一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邓聿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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