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克·奥巴马显然犯了众怒。9月29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采访时，竟胆敢说美国已经变“软”了。右翼人士很快发出激烈的公开谴责。米特·罗姆尼、里克·佩里、埃里克·坎托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都为奥巴马的说法而感到震惊〔托宣称：“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罗姆尼杜撰了一个有关美国将奥巴马扛在肩上的隐喻，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一样的。现在，如果你观看一下电视片段，奥巴马是这样说的：“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已经变得有点软的伟大国家。我们没有了过去几十年的竞争优势。我们需要回到正轨上去。”此话的正确性难道还用证明吗这难道不是保守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在说的话吗

　　有关这一论题的证据相当明显。美国以大部分全球竞争力指标来说都在走下坡路。它在世界经济论坛(W EF)的排名略微下降，排在第五名，位于瑞典、新加坡、芬兰和瑞士之后。但是WEF的排名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首席执行官这类人的调查之上。其他研究显示，美国下滑得更远。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发现，从实际的风险投资到研发的各个方面，美国都落后于日本、韩国和瑞典等国家。该基金会评估了44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10年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努力，结果美国排名倒数第二。

　　或许衡量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的指标是我们的教育成就，尤其是科学、数学和工程学方面的教育。二三十年前，美国高校毕业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居世界之首。如今则排到了第九，而且还在下滑。W EF的报告令人吃惊地将美国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排名排在第51位。2004年，美国仅有6%的学位是工程学学位，这个比例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在日本，这个比例是20%，德国是16%、2008-2009年，美国主修心理学的学生多于工程学专业的学生，健身专业的学生超过了自然科学学生。

　　新教伦理孕育了工业文明。伟大的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总结认为新教伦理的精髓是日后的满足。为了美好明天在今天储蓄和投资的能力是让一个社会由贫变富的核心。新教伦理曾经是美国的重要特征。上世纪50年代，家庭负债仅为可支配收入的34%，如今则为115%。那时的政府对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今天，所有这些领域的开支都在减少。基础设施和研发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足足下降了一个百分点。1970年之后的25年间，支持自然科学研究的政府基金下降了54%，且还在继续下降。汤姆·弗里德曼和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他们的新书中指出，30年前，加利福尼亚州总收入的10%流向了高等教育，结果形成了美国公共教育的王冠———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当时仅有3%的总收入流向监狱。今天加州总收入的11%流向监狱，8%流向高等教育。流向高等教育的开支还在迅速下降。目前在监狱系统工作的人数几乎等同于在汽车制造业工作的人数。

　　国家、州和地方政府用于未来的投资少了。医疗和养老金正在吞噬各地的预算。联邦政府为每个65岁以上的成年人花费4美元，而对每个18岁以下的孩子的花销则仅为1美元。这说明了什么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青睐消费而不是投资，看重眼前而不是未来，关心我们自己而不是后代。

　　保守派曾经认为要勇敢面对残酷的真相，而不是屈从于令人欣慰的神话。一些人现在依然如此。自由论者彼得·蒂尔在《国民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描述了美国如何变软。他说中档工资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并争辩说，美国的创新文化已经被普遍的对“轻松成功”的追求和速战速决的心态所侵害。蒂尔写道：“扪心自问，我们知道极度乐观主义不会拯救我们。”因此当听到埃里克·坎托这类人自我感觉良好地为美国大唱赞歌时，就想想这个贴切的词汇：极度乐观主义吧。(作者该刊特约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