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企业主“跑路”事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成为财经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由一群企业主躲债出走引发的反思，思考半径也越来越大。从民间金融的健康成长到政府该不该“救市”，或者说如何帮助度过危机，都被广泛讨论。

　　很多人从温州企业主“跑路”，联想到了当下众多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银根紧缩背景下日益艰难的融资问题，现实地制约着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于是有声音开始传出，建议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开闸放水”。

　　其实，稍具常识即可知道，货币政策的调整与中小企业融资难，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说，一些企业资金链绷得比较紧，甚至断裂，就要从货币政策的层面来找答案，那的确是找错地方了。

　　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否，要看宏观经济的大形势。观察当下的中国经济，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控通胀、调结构及稳增长这三者又相互纠结在一起。尽管过于强调控通胀会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产生失业率较高的问题，但鉴于通胀压力乃当前主要矛盾，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定，着实必要。

　　治病须治本。当下中小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不佳，不是企业主缺少企业家精神，也不是他们没有创业的动力与勤奋，而实在是大环境出了问题，是中国经济在深层次上的问题。中小企业犹如田间的野草，生命力顽强，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能让其自由成长，而不是人为抑制。当然，在政策层面，政府仍有不少可为、当为之处。

　　事实上，言及实现控通胀、调结构及稳增长之间的平衡，即需要从民间经济要活力。大量中小企业发展不好，势必严重影响宏观经济质量。当前的要务，一是对财税政策进行调整，通过结构性减税，有助于企业的“休养生息”；二是通过继续深化改革获得制度释放的效应，破除垄断，敲碎“玻璃门”；三是强化法治建设，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宏观税负目前总体偏高，这是一个现实，高层一再发出为企业减负的声音，原因也在于此。面对中小企业的现实难题，货币政策不能随意调整，但财税政策却可作为，即通过结构性减税求得涵养税源、“休养生息”。政府通过采取减税、退税或抵免税等多种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不仅关乎税负的公平，更将大大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

　　在内涵上，结构性减税是“做减法”，是在“有减有增”的前提下实现总体税负水平的降低。结构性减税不是大规模、全方位地减税，而是该减的减、该增的增，但政策的天平倾向于减。比如，针对小企业、节能降耗、科技研发等的税收优惠，就是一种“减法”。

　　同时，需要进一步通过反垄断及放松管制，让市场经济真正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将会为社会资本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其效应绝不可低估。一些利益群体“绑架”中国经济，本质是牺牲公共利益以图自肥。垄断力量的不断扩张，大大挤压了中小企业应有的生长空间。其中问题的严重性，亦是不可小视。而不当的政府管制，不仅会扭曲市场，还会导致诸多寻租行为的出现。大量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需要看到的是，人们都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现实当中，“潜规则”大量存在。好的制度，也常常在实践中被扭曲。比如，招投标行为紊乱、腐败迭出，就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真实生态之一。招投标的活动原则，本是崇奉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但在一个不够健康的市场环境当中，这些普适的原则被抛到九霄云外。一个理论设计原本相当不错的制度安排，却成了一些人寻租的工具。但如果法治成了口号与花瓶，企业的成长，又如何有长远的预期可言？缺少法治的护航，走正道的企业又能走出多远？

　　今天中小企业发展需要面对的许多问题，确实发人深思。有些问题是表象的，是短期的，但从根本而言，矛盾还是集中在深层次上。在深层次上找答案，需要智慧，更需要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