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蕾

　　编者按/ 美国金融危机阴霾未去，欧债危机又不期而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动荡使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身陷其中，高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已是有迹可循。在本报记者对北京大学副校长、BMW中经智库成员刘伟的采访中，他认为，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中国面临着滞胀的风险，但宏观调控反危机的成本不应再由民营企业承担。

　　国际经济最煎熬时

　　《中国经营报》：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度下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今年GDP增长9.5%，较6月份的预期低0.1个百分点，你怎么看待这种调整？

　　刘伟：IMF也调低了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期，它是有一定根据的，我想并不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IMF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动因，我理解主要还是由于欧债危机，如果处理的好，不至于导致全球经济二次衰退，但如果处理的不好，会引发产生新一轮衰退的疑虑，存在不确定性。实际上，欧洲这几个国家总体的债务规模并不是特别大，大概有3万多亿欧元。但现在更主要的担心在于，目前各相关国家还没有找到比较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其进一步蔓延。

　　《中国经营报》：尚未找到有效对策的欧债危机背后隐藏着哪些不确定性？

　　刘伟：因为欧元区各国的情况不同，如果执行统一的过度财政赤字的要求，而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话，将会比较被动，也会遭到国内选民和相关利益诉求方的反对，执政者肯定要对此有所考虑。希腊甚至已经有声音讲要退出欧元区，这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欧盟各国财政政策不统一、货币政策独立的矛盾就会被放大，如此一来，不仅债务危机没解除，还产生了新的问题。此外，美国也在向欧洲施压，希望欧洲给它更多支撑，但这种要求对现在的欧洲来说是不堪重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在未来如何协调也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经营报》：有人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的状况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是最为困难的时期，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刘伟：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虽然震动也很大，但十几个发达国家联手采取措施在反危机的时候，至少共识程度非常高，政策的方向也比较明确和坚定。现在纠结的是，危机后续怎么发展搞不清楚，各国的要求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当前的国际经济不见得是最严重的时候，但应该是最煎熬的时候，人们对前景的不明朗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和困惑。

　　本轮衰退源于创新滞后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现在全球经济最主要的变数在哪里？

　　刘伟：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上面讲到的欧债风险问题。另一个不确定性来自新兴经济体。前些年像巴西、印度等等“金砖四国”的成员，发展速度很快，近期评级机构也调低了这些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速预期，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比中国还要严重。发达国家出现问题以后，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到新兴经济体，但现在能否靠得住并不好说。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美国的经济复苏前景？

　　刘伟：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首先要看美国的复苏情况。它毕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仅体量大，结构也是最具竞争性和最现代的。2001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顶点，在全球占有超过30%的比例，为何当时会有这么大的竞争力？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里根在位时做了一些产业结构调整，即所谓的供给革命，90年代又有大规模创新，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原来用于军事研究的大量技术向民用市场释放和转移。这轮竞争力的提升和结构调整支持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克林顿两个任期内平均每年4%以上的经济增长，成为“二战”后美国最持久的繁荣。

　　而后来为什么会出现金融危机呢？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放慢以后，经济增长依靠大量低效率的投资拉动，这种投资拉动的需求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拉动要素特别是资本价格的上升，随后出现了大量的泡沫。所以，美国这一轮衰退现在看来主要是需求的问题，包括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重疲软，同时，也存在供给方面的问题，成本提高，现有效率无法消化，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还是科技创新的滞后。

　　《中国经营报》：美国迄今已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成效似乎并不明显？

　　刘伟：确实是这样。美国现在是双赤字，财政赤字已经达到GDP的大概10%，贸易赤字也超过4%。采取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和配套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扩大海外出口，以各种手段打压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值等，这种措施已经实施了3年多，但不是很见效。关键是供给没改变，就是企业的创新力没有大的提升，所以竞争力没有上来，仅仅刺激需求最后带来的还是低质量、低效率的泡沫，还是要被市场淘汰。

　　如果问题归结到这一轮衰退是创新力不够的话，就只能依靠创新力的恢复和提升，其他几大经济体现在恐怕并不比美国更具有创新力。对于如何改善供给，宏观政策短期内往往难以见效，因为涉及到的是产业结构、企业创新、效率以及劳动者的积极性的调整，这些东西不取决于政府的宏观政策意图，而是需要通过微观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来解决。现在最不确定的是美国这一轮技术、产业创新何时能够见效。

　　中国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中国经营报》：国际经济的这些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刘伟：日本在遭受自然灾害和经历长期的经济低迷之后，想要在短期内振作不太可能，美国现在复苏的情况也不如之前预料的那么理想，如果上述欧洲的问题被放大的话，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肯定要放缓。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中差不多有2个点甚至更多是由出口拉动的，外需形势的严峻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面对眼下这种世界经济的格局，主动权又不在我们手里，所以是比较被动的。同时我们还面临很大的压力，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对世界经济承担更多责任、做出贡献。

　　放眼国内，很大程度上发达地区已经资本过密了，像城市化度很高的上海已经连续几年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速在全国倒数第一。包括北京、深圳及一些省会城市普遍存在大城市病，一个层面反映出来的则是这些城市的生产越来越外部不经济了，即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社会公共品的供给越来越短缺，投资越来越不经济。在此情况下，大城市的产业就要向落后地区进行转移。因为梯度效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会有的，但如果仅停留在这种转移，而没有新一轮创新的驱动，第一不可持续，第二质量很糟糕，效率肯定也很低。所以，关键是发达地区要有自主创新，起到引领作用，而现在这一点恰恰是国内所欠缺的。

　　同时由于国内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问题，消费需求的增长跟国民经济增长之间不匹配。对社会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大人们的储蓄偏好，社会保障体制又在变换中，在外需低迷、内需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

　　《中国经营报》：你之前曾说过中国面临衰退和通胀的双重压力，现在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或有可能陷入滞胀，你如何看？

　　刘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很多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目前来讲，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低于7%，我觉得包括就业、地方财政等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会比较困难。估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不会低于8%，有可能在9%左右甚至更高，这个速度不能说低，但是背后存在隐患和威胁，有衰退的可能，不容乐观。

　　反危机成本由民营经济承担

　　《中国经营报》：当前中国一方面要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转变增长方式的主体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这是经济转型的阵痛还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刘伟：转变发展方式主要是靠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很重要的是要推动市场化的进程，而市场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推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其真正能够活跃，构成市场主体。如果市场化进程迟缓，迟缓到使中国经济不能维持短期内均衡、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这种情况下肯定需要重大的制度变革。

　　目前之所以民营企业困难很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还没有迫在眉睫。非市场的力量很强大，掌握很多的资源，国有企业本身的日子还很好过，加之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又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这种国内国际的环境下，就给了放缓民营企业发育、放缓竞争性市场体系培育的一种可能。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保增长”和“反通胀”之间取得平衡？

　　刘伟：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还是将反危机的成本由民营经济来承担，紧缩的首要目标是反通胀还是保增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利益锁定来说是清楚的。中央货币当局的职责所在是稳定货币，首要的肯定是反通胀，但对地方政府来说，票子不是它印的，没有义务承担通胀带来的问题，而其短期最大的要务就保持经济增长，所以现在紧缩性的宏观政策与地方经济的增长目标有所冲突。进一步说，地方经济增长主要靠谁呢？肯定是民营企业。而从中央层面来说，依靠的肯定是国有企业，如此一来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中央宏观调控依赖的微观基础之间又有了矛盾，那么反通胀的中央与保增长的地方就要博弈了。

　　在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数量工具，这意味着紧缩银根的代价更多的由商业银行来承担，其前提是有一个判断，认为国内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比较宽裕的，那就冻结一部分流动性，使整个货币供给降下来，控制通胀。但这种货币工具使用到一定程度会有问题，商业银行在流动性不足、承担不住的时候就要加息，占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有资金注入、也有直接融资平台，实际上收紧的是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银根，它们有了困难之后地方经济就会有困难，增长和就业的目标就有问题了。

　　把贷款需求更为迫切的民营企业推到承担成本的第一线，导致现在民间高利贷猖獗，这就等于在正规金融的体制内外都提高了融资成本。如果层层归因的话，会使得市场化进程放慢，也会使得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制度创新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也许现在客观上不好摆脱，但是将来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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