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了解到，眼镜巨头浙江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已携全家人逃往美国纽约，当地政府进驻并接管公司

　　“失踪”数天的温州眼镜业巨头、浙江信泰集团公司董事长胡福林的逃离路线已经查明。

　　中国经济时报9月24日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地方政府通过向公安和海关部门查询获知，胡福林9月20日经由上海离境前往美国纽约，且家人也全部离境。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蔡忠信告诉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努力联系他，并将进一步采取措施。

　　这已不是温州民营老板失踪的第一例。

　　本报记者感觉到，此举让浙江温州阴霾笼罩。

　　9月21日，信泰集团执行董事胡明芬向当地政府和公安举报：公司老板出逃。由此，温州市瓯海区政府和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介入，派驻近百警察和特警进厂维持秩序和保护公司资产，正式接管了信泰集团。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于9月24日上午赶往温州，展开了对信泰集团老板出逃以及出逃后公司善后事情的采访调查，目睹了老板出逃后公司的混乱状况——全国各地赶来的大批供货商冲击公司大门，近2000名集团本部员工讨薪，政府工作人员与公司高管忙于应付和化解各种矛盾、登记各种欠债。

　　当地媒体称，胡福林欠债20亿元出逃，其中高利贷12亿元。对此，蔡忠信告诉中国经济时报，截至9月24日，登记在册的民间高利贷款为1.3亿元，银行贷款接近5亿元，内部员工集资1000多万元，这些负债只是信泰集团公司温州本部的负债，不包括集团公司在温州市以外其他地方的融资。公司已是严重资不抵债，土地房屋等能抵押的固定资产已全部抵押出去了。

　　一走了之的胡福林，除留下一大堆债务，还抛下了一大批茫然不知所措的员工和管理层，也给地方政府出了一道社会维稳难题，以及当地政府为处理和平息此事所花费的无法估量的行政成本。

　　神伤的员工与忙碌的管理层

　　无论是厂区内还是厂外街道上，到处是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信泰集团员工，或闲逛，或观望来往人群，或四处打听。

　　从9月23日开始，他们被宣布已经不用做工了。

　　“9月21日下午，厂区门口来了很多供货商准备进来抢货，我们才知道老板跑了，22日和23日我们还正常上班。”员工于洋对中国经济时报说，“我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老板会跑。”

　　9月24日，趁着混乱，本报记者跟着人群一起走进了信泰集团厂区，采访了很多员工，他们中有跟着胡福林从小作坊做起的工作了20多年的朱宗武，有从安徽来的夫妻员工，也有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在接受采访时，他们中有些情绪激动，指责政府不出手相救；有的则理性分析，推测根据法律应该获得怎样的赔偿；有的同情老板胡福林，怀念他对员工们的好；更多的员工则是对集团公司贴出来的《员工安置通告》充满不满情绪，要求公司或者政府全部发放工资和经济补贴金。

　　信泰集团厂区内到处贴有一纸 《通告》，通告发布了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召开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自2011年9月24日开始停止生产；要求政府进入清算及破产程序；要求政府帮助收讨有关应收款和出口退税款，在款项未收回之前请政府先代为垫资解决员工工资问题。

　　温州市瓯海区政府的承诺是：企业员工2011年8—9月未发放的工资，自9月24日下午开始有序支付，时间两天；企业员工的经济补偿金，按法律程序在企业启动破产和资产清算后，优先全部支付；企业员工的岗位保证金、工资集资款等，按法律程序在企业启动破产和资产清算后，优先全额返还本金。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十多位员工均表示，要求经济补偿金和工资一起发放。“我们都是从外地过来的，谁也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才能破产清算完，即使那时发放，从外地再赶过来，成本也很高。我们的意思就是不愿意拖。”一位来自安徽阜阳的打工者称。

　　“补偿金是破产以后才能拿，员工要马上拿，政府目前还有点困难。希望他们也多理解。”瓯海区一位副区长在给员工做工作时说。

　　24日，位于厂区内的员工宿舍灯火通明，员工们一夜未眠。本报记者在宿舍中采访到晚上12点才离开。很多老员工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而有的汉子以大声唱歌的方式来喊出内心的忧伤。

　　“在这里干了10多年了，多少都有很深的感情。”朱宗武从1992年就到这里学习眼镜制作技术，后来做了抛光员、驾驶员和采购员等职。

　　除了员工，本报记者接触了不少公司的管理层。

　　胡明芬，最先向政府报告老板失踪的公司高管之一，除了老板胡福林，他就是公司的最高负责人，担任信泰集团的执行董事。

　　本报记者在他办公室软磨硬泡采访了一下午，他一边谨慎应对记者采访，一边不停地接待各种人员和接听电话。

　　除了承认老板打过电话给他以外，记者所问的其他任何问题，他均以“不知道”、“太忙”等简短词语应对。

　　本报记者联系信泰集团多位高管要求采访，其中包括董事长秘书叶湛、董事施成栋、潘国琛等，就老板出逃和公司破产一事均避而不谈。

　　政府收拾信泰残局

　　9月21日，温州市瓯海区政府紧急介入事件的处理。

　　据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谢成敏介绍，他们成立了财务调查组、维稳组、接待组，主要负责接待供应商和债权人，登记债务，结算员工工资，预防有人哄抢公司财产等。

　　在采访期间，多位公司员工告诉本报记者，在当地政府21日下午正式进入之前，已有人从公司总仓库拉出十余货车的眼镜成品。

　　“从21号开始，我们是每天24小时值班。”站在门口值班的警察告诉本报记者，“每个进出公司的人都要接受检查，防止公司财产被盗走。”

　　显然，政府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守护公司的资产。员工何去何从、债权债务统计、资产评估、公司破产还是重组以及老板胡德林的问题，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大事。

　　“这几天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职工的思想工作。”24日，瓯海区副区长彭立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

　　瓯海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蔡忠信称，“政府下一步打算，这个企业目前来说，能够重组进来最好，有人出钱来接最好，能重组就重组，重组不了就直接破产清算。”

　　一位管护公司资产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胡德林这样的民营企业老板拿着银行、私人的钱一走了之，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给他收拾残局，这对温州市所有人是不公平的。政府肯定要对这种企业老板采取措施。企业老板玩不下去了，都一走了之，然后由政府买单，中国这种事情太多了。不能对企业太纵容，应该形成一个制度。目前实行的是一种坏的制度。”

　　扩张过快致死？

　　“我们每天都在生产，今年的订单都排满了，明年的订单都开始签了。”信泰集团塑胶部行政主管王良告诉中国经济时报。

　　接受本报采访的所有员工、中层管理员以及部分高管，都表示无法相信，这么大规模和在行业内名声这么好的企业会破产倒闭。据本报了解，信泰集团公司本部厂区占地120亩，有行政办公大楼一栋、厂房三栋、职工宿舍两栋、宾馆和食堂，仅集团公司旗下眼镜制造的员工就达到1800多人。

　　据统计，信泰集团去年光眼镜的产值就有2.72亿元，今年1—8月份产值1.25亿元。

　　根据该公司网站介绍，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1993年成立于温州，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眼镜的研发、制造、加工以及销售；品牌代理、零售连锁；能源开发、物业管理以及进出口贸易等。新工业园坐落于娄桥工业园区，总占地面积120亩，总面积16万平方米，全面实现集团总部办公智能化，目前总部员工在3000人左右。

　　信泰集团由六大事业部组成，分别是眼镜制造事业部、新能源事业部、品牌代理事业部、零售连锁事业部、进出口事业部和投资事业部。十几家子公司遍布香港、上海、深圳、温州、金华、衢州等地。

　　主业的眼镜制造事业部包括中国信泰光学有限公司和温州兴泰光学有限公司，同时拥有完整的眼镜生产链，从前期市场信息的收集与调研，到温州和深圳设计中心100多人的专业设计团队进行产品研发，再经温州、深圳的生产基地生产、制造，最后销往世界各地市场。眼镜年产量平均达到2000万副，并且拥有自主品牌“海豚眼镜”，“海豚眼镜”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上销量最大的太阳镜品牌，同时也是温州第一个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的眼镜品牌。

　　2008年世界光伏产业进入鼎盛时期，信泰集团也开始进军光伏产业，设立了新能源事业部，旗下包括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系统、太阳能系统工程等光伏产品。预计2011年达成产能600兆瓦，产值70亿元。

　　那么，拥有这么多资产的胡福林为何要逃跑？来自多个层面的消息均认为，胡福林投资扩张太快。

　　执行董事胡明芬对中国经济时报说：“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但是胡福林在逃跑后给我打电话说，主要是因为投资太快，扩张太大了，已经无法驾驭。”

　　蔡忠信也这样对中国经济时报表示，主要是信泰投资战线拉得太长，土地房屋都已经抵押给银行，资金断裂、资不抵债。

　　一些高管在一起议论此事时分析，胡福林可能是败在光伏产业的项目上。目前全球光伏产业政策调整，尤其是欧洲等太阳能推广大国调低了补贴标准，使得光伏产业遭遇低迷期，全球光伏产品产能过剩。

　　“如果中硅科技能成功上市的话，老板不会逃跑。”也有一些员工说。

　　在与一些中层员工交流时，有人认为胡福林应该会回来，只是出去借钱了，毕竟这里是他祖传的产业。胡福林的父亲最早是在大街上摆摊子卖眼镜，然后开眼镜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搞小作坊，到现在发展到总资产10多亿元。

　　不能承受之重的高利贷

　　“把他逼向最后绝路的可能是高利贷借款，这个我们只是猜测。”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跟本报记者聊天时说。

　　截至25日，瓯海区政府提供的信泰集团民间借贷款数目是1.3亿元。

　　“私人到底借了多少钱，目前还不知道。金华、浦江那边还有很多借款。”蔡忠信告诉中国经济时报。

　　在温州采访期间，传闻有近十家公司的老板在今年9月份失踪。坊间传言，8月份，温州至少有20个以上的借贷人 “跑路”，不少企业主现在人心惶惶。本报记者未能证实这些信息。

　　从今年4月份开始，浙江温州、台州、衢州、宁波等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中小企业老板逃离事件，其中以温州最甚。据温州当地人议论，这些逃跑的民营企业老板都参与了民间借贷，现在银根紧缩、房地产不景气使其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从而被迫逃跑。

　　据了解，温州民间高利贷资本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温州当地人将自己的不动产到银行做抵押贷款，再拿这些钱去放高利贷，赚取利差。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基本没有低于基准利率4倍的，长期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月息30%—40%，1月以内的短期民间借贷利率甚至达到80%至100%，个案有的高达150%。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电话中对中国经济时报表示，民间借贷在温州越来越活跃，目前这种以游资为主的高利贷模式必然会断裂，除了带来很高的金融风险，必然也会伤害到实体经济。

　　周德文归纳说，相当一部分机构和个人一直在从事民间借贷活动，资本越滚越大。这些年来，温州对外投资实现了增值，自金融危机以来，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这些钱都回流到了温州，受高额利益驱使，便进入了民间借贷。

　　周德文说，温州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1角5，年利率达180%。在温州做实业，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借高利贷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

　　“承受高利贷之痛的，信泰集团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周德文说。

　　信泰厂区内贴出的职工安置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