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央行行长周小川。(资料图)

　　杨燕青(微博) 柏亮 孙卓

　　和上周华盛顿阴霾多于阳光的天气相呼应，2011年世行-IMF的秋季年会弥漫着晦暗和悲观的气氛。随着全球经济展望被调低，欧洲主权债和银行的双重恶化，市场再次经历惊险动荡，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创新低——按照IMF总裁拉加德的话说，世界经济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点”。

　　金砖国家，尤其是相对增长依旧强劲的中国，能否力挽狂澜，如何扮演积极角色，成为年会的重要主题之一。围绕中国在“救助”欧洲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外储投资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在异常紧张的日程中，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接受了《第一财经(微博)日报(微博)》的采访。

　　周小川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维持在8%~10%的水平，总体而言就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而中国的进口和对外投资，亦有助于全球对抗危机和共克时艰。至于金砖国家“对治”欧元区危机的选择，各种方案都在权衡考虑之中，如何取舍还有赖于欧元区的下一步选择。

　　共治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金砖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这两天就欧元区危机进行了专门讨论。会后金砖国家表示，若有必要，会携手行动，来帮助欧洲走出危机。目前来看，金砖国家出手援助主要有四种选择：向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注资；通过新借款协议(NAB，New Agreement of Borrowing)向IMF提供救助资金；向欧洲的银行注入资本；直接购买欧元区主权债。从金砖国家，尤其是从中国的角度看，哪些选择更可行？哪些选择需要被避免？

　　周小川：第一步要看欧元区国家，是否能够落实7月21日欧盟峰会的决议，目前有的国家还在讨论，要通过一些程序来实施这个决定。

　　在此之前，我们可以研究，但说下一步怎么办还为时过早。这涉及到EFSF的作用问题。有人提出，EFSF的规模是不是需要更大一些，这还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国家来研究。

　　IMF本身有不少资源，比如通过其份额机制增加资金，也包括通过NAB。对于这些资源的使用，需要充分研究，当然也需要前提条件。首先要看欧洲的选择和决策。因此，你说的几种方案可能性都存在，目前需要做的是充分的研究和准备。

　　日报：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外储投资多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比美国的形势更糟，如何看待多元化的风险？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始终按照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经营管理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运用组合投资最优化模型合理配置外汇储备的币种、产品、行业、地域等投资结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特定数额的外汇储备进行优化管理在技术上并不是很大的难题，额外的困难来自外部条件的过度波动和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多元化会减少风险。多元化的基本前提是，世界是不一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鉴于这样的考虑，用多元化来降低风险。但在危机的时候，也有一些同步的、共同的东西。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资产、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国别和货币，总体来讲是互补的关系。因此多元化还是减少风险。

　　日报：今年IMF开始推出对五个国家/地区的“溢出报告(Spillover report)”，对此如何评价？报告涉及到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而IMF对美国最近推出的“扭转操作”报以积极评价。在全球经济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在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推出更多的非常规政策的情况下，如何预期这些政策对中国和新兴市场可能的影响？

　　周小川：IMF研究团队作的溢出报告是一个积极尝试。当然这些报告不可能完全精确，把未来的情况都计算在内，总体上来说，它揭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几个大的经济体、区域之间的经济影响的关联度。当然，大国货币政策，尤其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会更大一点，大家也会密切关注。但中国是否要立即做出反应，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要看多个方面。

　　中国议程

　　日报：IMF刚刚调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包括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其实面临增长放缓和通胀的双重风险。如何看待在通胀和增长之间的权衡？

　　周小川：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冲击，必须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即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恢复市场信心、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通胀风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对危机是首要任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物价上行与此有关，也与其他因素比如国际流动性充裕、资本大量流入、国内农产品受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影响出现产量波动、劳动力成本趋升等因素有关。随着经济回升态势不断巩固，我们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及时转向，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我们不会采取可能引发“硬着陆”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会通过在一段时间内让政策逐步发挥效应去实现经济“软着陆”，同时注意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增长。在中期内将物价目标设定在4%左右，就是为了实现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物价基本稳定之间的平衡，同时也考虑到了改革转轨期间货币化的需要，为理顺价格体系留出适当空间。当然也要看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日益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增大，国内经济运行及其调控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

　　总的来看，当前所谓的货币明显紧缩是个相对感觉的问题。一些人感觉货币条件比较紧，是与2009、2010年应对危机的特殊时期相比。实际上目前的货币信贷以及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与危机前的正常时期是基本相当的。应当看到，这是货币政策由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向常态回归的表现，兼顾了经济正常发展和控制通胀的需求。

　　中国整体经济趋势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总体财政和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同时也要警惕国际经济出现意外和比预期更严重的问题，货币政策需要留有充分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余地。

　　日报：如何看待地方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银行风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周小川：在受到危机严重冲击情况下，加大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是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应当注意到，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措施包含了地方政府加快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如对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公共住房等加大投资。一些城市还弥补了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欠账，比如推进棚户区改造。大部分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都是有效益的，有现金流收入和自偿性，或可以通过城镇化的价值增值实现偿还。还有一些公益性项目是由地方财政作了还款承诺的。总的来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现有法律环境下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一种选择。目前中国债务率并不算高，在可控范围之内。当然，不排除某些项目有微观上的风险，但并不会形成系统性的问题。

　　日报：作为全球在危机之后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宏观审慎已被写入“十二五”规划，中国应建立怎样的宏观审慎框架？央行在其中如何定位？

　　周小川：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核心内容。按照G20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形成了操作性政策框架。作为G20的重要成员，我们赞成危机后构建更为审慎的金融管理架构，并参与了国际金融改革和标准制定的有关工作，也正在着力加强和完善国内的宏观审慎管理。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抑制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的角度出发，有必要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应当注意到，中国由于率先复苏，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周期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当前不存在所谓惜贷，而是扩张偏多问题，实施更为审慎的标准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从而在长期内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另外，人民银行拟采取连续型系数法算出各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系数，使多数大中型银行都需按宏观审慎原则不同程度地加大缓冲资本，避免了陡壁效应。

　　日报：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你的态度非常清晰，让市场来决定。但人民币国际化关系到中国的改革。中国学界对此的讨论也比较多，例如汇率改革不到位使得大家更愿意持有人民币，导致外汇储备增加；也有人认为，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和资本项下可兑换，次序比较关键。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下一步金融改革，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框架？

　　周小川：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曾讲过改革的制度设计的问题，包括系统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最优顺序的问题。但现实比较复杂，虽然说起来有一种最优顺序，但现实中不一定做得到，或者说有某种改革的顺序安排从经济的角度是最优的，但如果把政治的、社会的，还有人的思维演变过程都考虑进去的话，会更复杂。

　　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改革往往都有争议。有时候你看到的顺序未必是最好的顺序，但是事情也能做成，它有倒逼的作用。有的事本不应该先做，但是先做了，它就会逼着前面没做好的事情加速完成。改革中间，很多事情，回想起来，都有这样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