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谢勇

　　连续有媒体爆出中国中心都市上海出现血铅事件，在康花新村小区内，25名孩子被确诊为血铅超标，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未来人生道路已经蒙上浓重阴影。

　　如果记忆力尚好，不难记得年初在安徽安庆怀宁发生的儿童血铅“超标”风波，200名被检查儿童中有半数发现鲜血已被铅污，这引发全国媒体震动，在此事件影响下，《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成为我国批准的首个“十二五”国家规划。有司更是信誓旦旦，用重典，出重拳，九部门联合行动，将《规划》实施与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挂钩，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应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并要报环境保护部备案。现在已是9月，按我们政府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豪迈魄力，估计规划早已经编写完毕，在环境保护部办公室案头安全存放。可是半年多时间过去，连中国最大城市的大型居民社区中也出现了血铅魔踪，不由让人们心生疑惑，这不长但也觉不算短的时间里面，有关部门是不是只有精力编规划，无暇他顾？

　　将近来血铅爆发的地点罗列起来，会是张长长的名单：山东、云南、江苏新沂、河南济源、湖南郴州、广东清远、四川隆昌、陕西凤翔……神州大地，可谓处处血铅，净土难觅。而就在写这篇文章之时，笔者得知身边一位同事的两岁女儿被查出血铅超标。而他们家，在广州一处以环境优美、树木葱郁著称的小区。为人父母者，虽难称富贵，却也是都市中产之家，尽一切可能为女儿提供健康生活，然而，用尽小心都依然无法避免血铅超标的事情发生。正如新闻中所言，“和以往的血铅事件不同的是，之前多发生在环保理念和设施相对落后的中小城镇，或者接受污染转移却监管乏力的乡村，而这一次，血铅超标的孩子们出现在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已初步展现出规模工业效应的上海。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并非穷乡僻壤。康花新村和邻近多个大型居民社区，房产价格平均每平方米超过了2万元人民币。”可以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面，血铅之魔已经从所谓“落后地区”，一步步走向了自认为安全的中心地带，如此，所有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孩子，可能都无处可逃。

　　空气中的铅由于沉降，大多分布在地平面1米以下，而这个区域恰好是孩子的活动区，他们是对铅最敏感的人群。由此，作为社会最弱者的儿童，也开始承受了这个社会的苦难。

　　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将儿童铅中毒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宣传教育，美国毒物登记署也建议把化验血铅作为儿童定期体格检查的一部分。1991年，美国用10亿美元改善儿童环境，建议所有6岁以下儿童都应进行血铅水平筛查，降低儿童血铅。WHO认为：环境中对儿童威协最大的就是铅，血铅升高引起无形损失是巨大的。而我国儿童平均血铅水平较美国儿童高7-8ug/dl，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让现状持续下去的话，21世纪中国的建设者的智能素质将落后于同一年龄层次的美国人至少约5%；而智商低于70的儿童明显增加。对整个人群的危害作用巨大。可以说，如果失去了孩子，如果没有了未来，那些成就、功绩、奇迹，又有什么意义？

　　更可怕的是，在康花新村血铅事件发生后，灾难原因一直没有查明，被怀疑企业要么撇清关系，要么频频叫屈，而且，嫌疑最大的江森公司更是检验达标。在一切都合乎标准的情况下，康花新村的居民们就生活在时而异常芳香、时而剧烈恶臭的环境中，目睹着蓝绿色的河水在浇灌农田，长出蔬菜在市场售卖。在这种达标的生活中，除了被发现的血铅，是否还有其他隐患，还有其他魔手伸向孩子，似乎不言而喻。这种找不到敌人的无物之阵，恐怕是比血铅更可怕的事情。

　　血铅之祸，深挖下去，既是城市管理的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问题：发展规划没有整体思路，环保部门把关不严，颟顸不作为，企业无良等等。这些埋下的隐患，正在形成合力，一起爆发。更重要的是，承受这些苦难的孩子和家长们，缺乏真正博弈的空间和可能。我们都清楚，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力量，要依靠全方位的进步来解决这些问题，拯救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自己，可是，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