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享华 孙书博 徐燕燕 陈益刊
朱镕基: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变成这样一个政府,否则我们完不成这个任务。现在这样下去,是搞不好的。对于我们每个人,首先是我,同志们,你们后面也都跟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都要以身作则,做表率。只要国务院这个领导班子,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以身作则的话,就可以转变现在的不良社会风气。
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片段)
华中科技大学政治学梁木生教授:表面上看,朱总理碰到的一些问题到了后来也还存在,某些问题可能还更加严重了,但实际上这并非是最高领导者的问题,即便前后调换一下,所面临的情况还是这样。也就是说,有些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这跟当时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并不是个人能力的差异。
有些问题是十年前解决了一些,近十年又解决了一些,但还是有一些没有解决好的。比如机构改革,几次精简机构都有反弹,有一类反弹确实有现实的需要,增加了更多政府职能,得配套相关的机构,还有一类反弹就属于人浮于事。这个问题现在还需要解决。
再比如当时用抓大放小的办法,解决了一部分国企效率的问题,但是国企垄断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好,现在的重点就应该是解决垄断问题。早期可能更多的是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但近期则需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
朱总理强调官员应该多到基层去,了解真实情况,他带头这么做了,这很了不起。但是,这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工作作风,并且还应该让官员明了到基层去的根源是什么。官员要讲亲民爱民,但这种情结不能只是建立在清官好官的概念上。实际上,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意味着人民是权力的来源,去接近基层,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不只是工作作风的问题,而是涉及民主制度的落实。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
朱镕基: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
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的讲话片段)
关于经济过热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我们的银行系统在放债时,更注重的是市场份额和信贷的扩展速度,而不是信贷扩张的质量或者帮助企业。而且因为信贷的增长额度往往是银行高管考评的主要指标,这种机制使得银行有非常大的信贷增长冲动。但这样一来,金融信贷的质量肯定会受到质疑,这对整个社会最大的影响是,一旦金融机构出现风险,最后道德风险会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同时,这种以商业银行融资为主导的融资形式,可能对我们的经济过热,以及之后发生的泡沫有着很大的责任。因此目前国内应该扩大债券市场的规模。据我了解,我们现在的债券市场,银行变成了最大的投资者,没有激励机制去发展这个市场,贷款打包之后进行交易,甲银行买了乙银行的贷款,乙银行买了丙银行的贷款,整个风险还都停留在银行系统里面,没有传递给其他机构,比如公募基金,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风险的分散。
要知道,大的经济体,欧盟、日本、美国它们债券的市场规模比股市大。发展了债券市场,并不是说经济过热就一定会缓解,但经济增长对银行的依赖就会小一些,如果有了一个新的融资方式,由信贷刺激产生的经济波动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改观,这是一种可能。
关于国企改革
朱镕基:昨天,我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他现在在做生意。他问我,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有没有改变?我对他说,我们说的是股份制,没有说过要搞私有化,我们同他的理解不一样。
俄罗斯搞私有化的严重性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把企业卖给原来的厂长、部长,实际上是工业寡头、金融寡头在控制经济……搞好国有企业,不是靠搞私有化,而是要停止工业重复建设。本届政府批了几千亿元的投资项目,都是搞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不能帮地方政府搞重复建设,搞重复建设就是让工人下岗。这个工厂开工之日,就是那个工厂关门之时。
广州一个小乙烯工程花了80亿元,别的地方只要40多亿元。实际上是中间环节中饱私囊,肥了开发商,肥了中间商。工厂已投产,就亏损;不投产,一年还利息也要七八个亿。这不是什么政绩,是个烂摊子!银行不能助纣为虐……现在出现一种错误思想,卖企业已经成风,美其名曰“抓大放小”。(1998年10月20日,朱镕基为全国总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经济形势报告中的片段)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教授:朱镕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是国家经济各个方面都在逐步和市场接轨,国有企业也必须完成结构的调整,顺应这一大的趋势。在那种情形下,朱镕基的各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实际上是从微观技术层面解决了国企如何与市场接轨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企业改革,应当坚持大方向不变。朱镕基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国有企业原有体系存在太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环境,还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国有企业占有大部分的资源,国家的各种补贴和优惠都朝向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不够开放,国有企业内部行政干预太多,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规章制度依然没有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很多条件都不利于发展,比如说融资,民营企业融资非常困难,这样就不能进行扩张,又怎么能够做大做强?要想彻底改革,必须彻底改变企业内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些规章制度。一旦改革,彻底推向市场,公平参与竞争是未来的必然趋势,现在国有企业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未来定位。民营企业应该抓住机会,为新的发展做好准备。
关于企业管理
朱镕基:应该看到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是怎么来的,就是不断地重复建设,钱花得不是地方。很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不懂经营瞎指挥,为了搞“政绩”,不考虑面向市场,建了很多多余的生产能力,建一个新厂打垮几个老厂。引进外资也是不考虑市场,盲目地引进,进来一个外资企业打垮几个国有企业。再加上找了很多富余人员,现在都没办法开工资了,只好不管了。不管了,还不闹事?
办好企业的关键在领导班子。不搞现代企业管理,什么企业也办不好。要把这个企业管好,领导班子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办得好、办不好,也完全在于那个企业的领导人,他们的董事会也是经常换人的……你以为当厂长、经理一年亏几千万元、几个亿,可以随随便便,不把它当回事呀。我不处理你,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现在有的是人才,有好多能干的年轻人,让他们上来锻炼嘛。(1998年11月27日,辽宁考察期间,朱镕基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教授:现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这个任务比较难。产业要调整,人员配置也应该进行调整,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我们有了原来的经验,实际上现在基本上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在过去一直认为这条线绝对不能碰。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国有企业想要提高经济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不得不减员。为了企业发展,第一我们做出大胆突破了;第二,还要非常谨慎地做好再就业工作。实际上,下岗的这部分人,即使在原来的单位也不会有好的发展。退掉之后,反而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以上海纺织业为例,当时大约50多万人,现在不到10万人。裁掉那么多人,大部分人都找到了新工作,而且收入也不差。
关于社会保障
朱镕基:从1997年以来,我们在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再就业工程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出了不少政策,中央财政为此花了很多钱,这些钱都是从中央财政预算里拿的。中西部地区都要靠中央补助。特别是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建立,中央财政拿60%,地方财政拿10%到20%,基本上都是财政拿的钱,还有一部分是从社会保障基金中的失业保险里拿的。没有这个,社会怎么稳定?人心哪能有现在这样安定?这是一点也不能放松的,特别是去年我们出台的新的再就业政策,一定要继续把它贯彻到底。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忽视这一点就到处出事,怎么搞建设?(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片段)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社会保障的问题越来越大,这与历史欠账有关系,建国之后就没有建立很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社会保障也不是中国一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今后二三十年里,美国、欧洲都得面对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国际的经济市场变得越来越动荡,都会加剧这个问题。国内为什么GDP增长挺快但消费不行?一定程度上,大家有一种预防性的心理,担心今后退休后以及医疗没有保障。朱镕基看待这一点,可能更多是从保障民生、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但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如何转换经济模式,提供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这是个财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问题
朱镕基:从全国来说,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将是今后长期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消费热点。大力推进住房商品化、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是振兴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经过3年多来的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发展速度,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要充分利用这一有效时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加大住房建设的规模,适应人民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和住房需求的增长,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推进住房商品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大大缓解城镇居民住房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可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市场。
我讲的是住房,特别是和公积金结合的有一定资金渠道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不是高级住宅,也不是写字楼……
但是要提醒一句,千万别借这个名义来复活房地产热。1993年经济过热,热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热在房地产。那次房地产热的主要建设内容是高级写字楼和豪华别墅。由于过高地估计市场需求,至今还有大量建成和未建成的房屋积压待售,起码有几千亿的资金压在房地产上,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所以,各地区、各部门要十分警惕,千万不要让过去的房地产热在加快住房建设的名义下复活。
现在不是去建写字楼,建高级商品房,更不是建设别墅,要建经济适用住房,适应大家的需求。
(1997年1月24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当时朱镕基总理亲自领导起草,并提出将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当时的改革思路,提出了“四个轮子”启动房改,即货币化分配、供应体系改革(向不同收入家庭采取不同供应政策)、建立二手房交易市场,以及房地产金融体系。
其中,针对不同家庭采取不同住房体系,廉租房是面向家庭贫困人群,经济适用房面向中低收入人群,商品房面向收入较高人群。
把经济适用房作为建设主体,主要是因为在我国中低收入群体仍然是社会的主体,明确经济适用房只售不租。可以说,推进住房商品化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带来很大作用。
但后来,经济适用房越建越少,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现实问题。从体制上看,因为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用地需要地方政府划拨,而非公开出售,因此在建设上面没有足够的动力。另外,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体制上,因为分配不透明,甚至出现了外界关注的开着宝马、奔驰住经济适用房的现象。
因此后来,将经济适用房改为面向贫困人群政策调整,使得建房数量减少。但现实是,政策调整后,广大中等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现在政府提出重点发展包括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在内的住房保障体系。可以说,目前的政策是对过去的落实完善。
房地产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行业,美国的次贷危机、邻国日本的经济泡沫等一系列经济危机,都是由房地产泡沫所导致的。
关于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朱镕基:现在大家为什么只存钱不消费?就是对改革的预期心理,总觉得出台的改革措施,都是要自己花钱,孩子教育费用、房租的提高、各种生活服务设施收费的提高,都要增加个人支出,所以先把钱存起来。我们现在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不能使大家认为改革就是让大家多出钱,那他们就越来越不敢消费。
另外,在目前房价很高的情况下,买房子靠工资是绝对不够的。所以,还要把原来搞实物分配时投资住房的钱拿出来补贴给个人,这样,财政开始没有增加,只是转换了一个形式。
我刚才讲北京市的情况,大概在三环路以外适中的地区,按房价每平方米4000元估算,一个中等工龄的人,七折八扣,每平方米补贴1300元,如果是双职工就可以补足2600元,剩下的1400元由他们自己出。
(1999年6月22日,朱镕基在浙江主持召开住房制度改革座谈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改革的思路是很好的,但是,最终要看,如何执行下去?在执行过程中面对问题,如何解决?
2010年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第二了,从1998年开始,我们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多,财政收入从1万亿元左右,一路到了2010年的8.3万亿元。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职工的工资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的差距很大,比如广东省工会2009年报告显示,广东职工63%左右认为工资多年没有增长或增长非常少。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中国81.8%的人口工资水平在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线以下。这也反映出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
结合到住房方面,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安居工程是不成功的。关键在于落实。
朱镕基总理是一个期望改革的人。虽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但是他确实是在现实中去努力推进和落实的。不论是取消福利分房、税收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当时的难度同样非常大,但他确实将这些改革落实下去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