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能够找出在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双赢的解决之道”

　　□ 财新《新世纪》记者 李增新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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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界银行与中国有特殊关系。这个最重要的世界援助与开发机构，亲身参与了规模最大、成就最显著的中国过去30年的减贫与发展进程。但世行与中国的关系远不止此，它还是中国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路径规划和许多方案设计的重要外脑。前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曾经重定位世行与中国的关系为“思想银行”。今天的中国不再需要援助贷款，但与过去30年中任何时候一样，中国非常需要这个“思想银行”。

　　 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9月初访问中国，延续了这一传统。除了与中国决策者会面，他此行旨在推动针对中国中长期内挑战与政策调整的研究报告——未来20年，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行与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在今年年底共同发布这份报告。

　　 佐利克经济外交出身，在2007年担任世行行长之前，他曾于2005年至2006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2001年至2005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在副国务卿任上，他发布了著名的寄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讲话，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表达体系为之一变。但近年来，佐利克看法发生调整，提出“不情愿的利益攸关者”（reluctant stakeholer）新说。

　　 在9月5日的世行北京代表处发布会后，佐利克接受了财新《新世纪》的专访。

　　改变不容易

　　 佐利克表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了前进之路上需要“做什么”，而世行报告试图帮助说明“怎样做”。

　　 “说服人们做出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过去30年里，中国证明能够给人民带来繁荣，进而促进地区和全球增长。但过去的成功经验，也会给改变带来阻力。

　　 财新财新《新世纪》：你认为从现在到2030年的中长期内，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应当采取哪些对策？

　　 佐利克：短期内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肯定是通胀。而在中长期内，挑战其实都已经写在“十二五”规划当中，目标是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更多依靠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方式转变。实际上这也是“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未能实现的一部分原因是国际经济危机，作为刺激的手段，中国不得不又回到由政府投资拉动经济。

　　 当世行2010年启动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研究，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包括胡锦涛主席、李克强副总理，都对这一想法表示欢迎，并邀请我们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一道完成。于是，我们在相互关联的多个领域齐头并进。

　　 政策建议中，其一是要建立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使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相匹配。比如要改变一些地方政府过多地依赖土地收入；另外，只有更多地把支出列入“预算内”，你才能知道究竟在管理什么。

　　 其二是改变土地、金融、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这又涉及另一个领域——绿色增长。不能把增长作为单一目标，而在事后“打扫战场”。

　　 第三，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要更少地在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更多地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承担支持工作。

　　 这些都意味着要使所有的中国人获益，也就是实现和谐社会。但这会遇到困难，当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发现他们无法像城里人那样享受全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就会引发人们思考，户籍制度是不是需要渐进式的调整？

　　 另外，中国希望在价值链中向上端移动，以缓解工资上涨压力，应对劳动力将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停止增长这一事实。这时问题就成为，究竟如何鼓励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激励研发？比如，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已经很多，但如何建立起一套机制，使学校教育与生产中的创新联系起来，怎样使创新获得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资金？

　　 我认为应当遵循邓小平当初的指导思想，即创新会在国际环境中得到最大的鼓励和发扬。无论创新发生在中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对世界有利。

　　 如果以为中国有13亿人口，何不闭门造车，就会把中国与世界上发生的创新隔离开来。

　　 最关键的在于理解中国过去30年成功发展的经验，有哪些工具可以为今天所“再利用”（retool）。

　　 中国过去成功地营造了一个省际间的竞争环境，这种竞争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益的。但如果竞争的目的只有增长这一个目标，就会出现扭曲。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省、市、地之间的竞争，帮助实现以上这些目标。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理顺价格形成和调整的机制。

　　 我们的研究还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有关：中国采取何种贸易姿态、对外国投资的态度、有关技术创新和开发的政策，本国货币在国际体系的角色，在应对环境变化议题上的立场等。

　　“不情愿的利益攸关者”

　　 2005年9月1日，时为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演讲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益，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说。

　　 自担任世行行长以来，佐利克不再使用这一辞令。但近来他在一些场合指出，“中国是利益攸关者，但在特定场合总是‘不情愿的’”。

　　 财新财新《新世纪》：“不情愿的利益攸关者”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似乎有很大差别，这是你对中国理解的变化，还是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的角色的一种评判？

　　 佐利克：这主要是受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启发。我的本意是，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是符合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利益的，但这需要一系列的行动。

　　 近来，我用过“不情愿的”和“谨慎的”利益攸关者。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在把全部责任承担起来之前，必然会表现出“谨慎”或“不情愿”。但我仍相信，肯定能够找出在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双赢”的解决之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每年保持在9%至10%，而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却有如此远见：“没错，我们是成功的，但出口和投资导向型增长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调整结构。”

　　 这在成功的时候尤难做到，因为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继续这么做了？”

　　 因此，我并不是说这份政策建议报告一定会被执行，毕竟还有很多争论。但至少这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个借鉴，也包括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同样需要结构调整。

　　 对中国来说，如果中国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就可以说，“看，我们已经在专注于有关经济基础的结构调整，但我们不可能独自完成经济再平衡，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海外投资。世行经常会提出与中国一起合作完成一些项目，从基础设施，到自然资源，再到制造业。

　　 这当中对世界非常有益，也是世行副行长林毅夫近来一直在推进的是中国的产业转移。中国有8500万个低工资制造业岗位。为了应对用工成本上升，完成在价值链条中的上升，中国本身就需要将一些基础商品，如厨具、玩具制造行业的就业移出中国。

　　 但有许多中国公司已经有了制造这些商品的专业技能，有可靠、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和物流体系。如果能召集这些公司，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建起一些工业园??想想看，非洲总共只有800万至1000万个低工资制造业岗位，如果中国的8500万个就业中有500万转移到非洲，对那里来说就是50%的增长。

　　 简言之，中国由于天生的体量和增长势头，注定会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我认同发展中国家需要“特殊、最惠待遇”，但中国又是独具特色的一员。因此我们必须在找到如何既有利于中国又会对世界有益的方面，具有超凡的创造力。

　　中国贡献

　　 佐利克强调，中国发展的成败具有全球意义：其一，是中国的经验给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其二，中国的体量使中国自身在减贫、粮食安全、结构调整中做出改变，即意味着世界的变化；其三，中国还要在国际经贸、货币体系的完善和演进中做出贡献。

　　 财新财新《新世纪》：在今后的G20峰会上，各国应当着重解决哪些全球性问题？中国和世行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佐利克：短期内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关联互动非常重要。我个人非常担心粮食危机，这也是为何此行我要去东北考察，看看“北大荒”是如何变成“北大仓”的，这可以为农业政策和农业研究提供宝贵的经验。

　　 中国传统上对粮食生产和存量信息披露不足。现在，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签署了协议，将披露更多信息。而这也是世行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

　　 在国际贸易体系还有空间来抵制保护主义，比如我正在呼吁美国自身要做出让步，采取措施推动多哈回合。如果美国能与中国一道推动多哈回合，这本身就是成功的。

　　 对世界重要的每一个话题都十分关键：发展、货币体系、贸易、气候变化，中国在每件事上都应是参与者、决策者。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针对每一个领域的特定环境来思考对策。

　　 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国际开发协会（IDA）基金（世界银行的无息贷款和赠款窗口，通过向生产性项目提供贷款，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其中IDA-16是针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一些国家，我们为IDA-16筹集到了490亿美元。

　　 这个过程中，世行与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中国提供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中国同意提前偿还过去数十亿美元的IDA贷款我们就一下子又有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回到IDA的资金池中，可以用作对其他国家的援助。

　　 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证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有它的独特的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发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