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

　　“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美国对外战略和中美关系亦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今年5月本·拉丹被击毙后，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后“9·11”时代——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既是反恐战争进入收尾阶段的表现，也是日益担忧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这些因素都将为中美关系增添变数，两国关系前景依然扑朔迷离。

　　《第一财经日报》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共同解读 “9·11”后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十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后拉丹时代中国安全形势面临的挑战等问题。

　　中美两国利益复杂交织

　　第一财经日报： “9·11”事件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作出了调整，包括对华政策，能否概述“9·11”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哪些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贾庆国：“9·11”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及时向在事件中的遇难者表示了慰问，并表明了与美国共同抗击恐怖主义的立场。中美关系开始从前一阶段相对紧张的局面走向了缓和，这实际上使得中美关系提前进入了“合作期”。

　　奥巴马甫一上台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希望加强中美关系。但一年多后还是出现了问题。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喇嘛等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让美国始料不及；而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表现感到“期待”落空。中美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产生了罅隙，关系趋于冷淡；直至最近胡锦涛主席访美，两国关系才开始改善。

　　沈丁立：中美花了一两年时间寻求在反恐上的共同政治立场，并开展了很多具体的反恐合作。中美在安全领域上扩大到新的合作，定会增加中美间的政治互信，尽管这种合作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虽然一方面美国仍继续推动对台售武，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但美国在合作反恐期间处理台湾问题时，提出了一些对中国有利的限制“台独”的政策，对当时陈水扁加快“台独”步伐的做法给予了更多打压。

　　中美双方还在遏制朝鲜和伊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动无核化的进程中更多采取合作的态度。反恐期间，中美总体关系得到稳定，经贸扩大，双方投资积极互动。

　　庞中英：小布什政府时期乃第一阶段。当时美国把反恐当成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亚太政策乃至全球政策优先顺序发生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相应发生变化。

　　奥巴马上台是第二阶段。美国反恐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而中美合作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另一个战场上展开，合作领域更加宽广。奥巴马政府将要迎来明年大选，能否连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能带领美国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购买大量美国国债木已成舟，这是一段过于“昂贵”的关系。但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似乎没有换来一个良好的中美政治互信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困境之所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实在难言乐观。

　　日报：中美间的主要矛盾消除了吗？

　　贾庆国：中美主要矛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消除，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双方都有人担心对方是威胁，两国间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在安全利益上，双方存在较深的不信任感，军事上的部署都把对方作为“假想敌”；台湾问题上美国始终不放弃对台售武，对台政策也不是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统一，只是表示支持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的。

　　但是，中美间的利益是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高度相互依存。中国购买了那么多美国国债，想减少都不好减少，“骑虎难下”。两国关系复杂，但在维护世界秩序上也有很多共同利益。中国在全球事务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例如世界贸易规则的修改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很深刻的分歧，但两国的利益也越来越紧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后拉丹时代中美关系依然严峻

　　日报：后拉丹时代的中美战略定位是否会发生改变？

　　贾庆国：国际恐怖主义只是推动中美合作的一个方面，中美合作还有很多动力，譬如经济利益、全球性问题，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美分歧在减少，差距在缩小，物质层面、根本价值理念也在接近，这些都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如今程度的动力。反恐也是其中一个动力，但也没必要把影响说得那么大。

　　本·拉丹之死不会改变中美发展的格局，中美共同利益增多，价值观层面分歧减少，结构性矛盾继续存在，不信任感继续存在，中美关系会保持高度复杂的状况。

　　李伟：中美关系战略定位并不取决于本·拉丹的生死，“9·11”以后，国际反恐对中美的战略关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并不是中美战略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本·拉丹之死对中美战略关系不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

　　本·拉丹之死并不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的终结。在整体上而言，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在今后中美的战略关系，特别是战略合作上，反恐依然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沈丁立：中美两国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讲同样的事情：价值观以及价值观支撑的社会制度。中美在安全战略上既合作又竞争，尽管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仍有不同，但两国通过交流、对话和竞争不断提升自己，中美都远远没有到它的终点。

　　庞中英：“9·11”前，小布什确定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9·11”后，反恐改变了这一点。美国将来无论谁执政，中美关系将迎来更加严峻的局面。

　　美国在亚太地区不用增加国防经费就可以维持现状——利用盟国的力量掣肘中国，西有印度，东有日韩。过去中国习惯通过“让利”的外交方式维稳，但在世界格局和地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需要实现新的转变，才能应对严峻的局面。

　　日报：“9·11”事件后，全球地缘战略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伟：受到美国领导的两场反恐战争的影响，中国周边地区的动荡形势加剧。在中国周边的南亚、东南亚、中东、北非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动荡带”，这个“动荡带”不仅影响中国，也构成对国际社会的整体影响，所以今后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总体应对。

　　日报：拉丹覆亡后中国反恐局势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

　　李伟：拉丹之死是国际反恐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事件，国际恐怖主义泛滥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宗教等许多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蔓延中，本·拉丹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击毙本·拉丹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对美国“9·11”遇难者家属在心理上的慰藉，本·拉丹的生死并不左右国际反恐斗争的趋势。中国长期坚持的反恐战略与反恐合作，以及推进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

　　中美关系前景：既冲突又合作

　　日报：怎么看中美关系的前景？有什么关键因素影响着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贾庆国：中美关系今后将保持“既冲突，又合作”的复杂状态。能引起中美关系出现较大变化的因素是：一是中国自身在民主法治和可持续发展上取得的进展；二是台湾问题，若当权者在执政过程中出现“台独”倾向，也可能使中美关系紧张。

　　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不会发生太大变动，即使新上任的政党会提出一些新的主张，使中美关系出现小幅波动，但一般不会出现较大变化。所以，正处在急剧变化中的中国是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

　　庞中英：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加深了老百姓对中国的提防，认为工厂和制造业公司全都跑到中国去了；美国资方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却流回美国去，中国也认为没有分享到好处；此时的全球化将中美关系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在金融危机前，有人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前半部分是指政治关系和安全互信，后半部分是指经济的支撑作用。但现如今中国已经没有更多的利益让步给美国，美国人也开始勒紧裤带过日子，消费市场在萎缩，中国商品难以进驻。失去经济支撑的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难言乐观，甚至一些潜伏的危机很有可能随时爆发，中美关系到了不求好，但也控制在不大规模恶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