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政部起草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在其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这份《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令人安慰的提法，比如“日常捐助接收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披露信息”，“重点事件专项捐助应24小时内披露”，“捐赠款物使用信息，包括受益对象、受益地区（应注明省、市、县及其具体受益地区）、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的时间和数额、捐赠活动和项目成本、捐助效果（图片、数字、文字说明）等”。

　　 坦率地说，该“指引”除了没有列入谁来监督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的具体完成以外，对于披露的内容、对象、要求等规定还是较为详尽的，并且尽可能做到了量化处理，比如披露的时间等。如果这份指引能获得最终通过，那么意义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认为，如此重要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不应该仅是以“指引”的形式出现，因为“指引”仅仅是一种建议形式，缺乏硬性约束，披露主体可以遵守也可以有限遵守或者不遵守，关于公益慈善捐助信息的披露应该考虑最终以“规定”的形式出台，这种行政命令具有硬性的约束力，对披露主体具有一种普遍的约束与要求。

　　 而且，在公益慈善捐助信息的披露指引或规定的最终稿中，应该考虑加入监督的条款，即应该明确，慈善组织、基金会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履行披露捐助和使用捐助的相关信息，将需要受到公众以及行业协会（比如民间组织联合会、促进会等中间组织）等中间组织的监督。如果缺乏来自政府外部的社会监督，那么这些慈善组织、基金会以及社会组织在慈善信息披露方面将具有较大自由裁量空间，它们可以选择有限披露、或者不符合指引或规定的披露，并令公众最后无法获悉详情。

　　 为什么在慈善组织、基金会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慈善信息披露方面，应该加大社会公众监督？一方面，是因为官方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果仅是政府监督这方面，还是难以避免“父爱主义”的窠臼。另一方面，这也是由慈善事业的特征决定的。大大小小的慈善组织、基金会的信息披露监督，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庞杂与巨大的工作，如果只是由政府部门比如民政部来监督，那么成本将会非常大，而且可能监督效果也不佳。而公众监督的好处在于，公众的监督既是负责任的又是无所不在的，如果适当、合理放宽公众、媒体以及行业协会对慈善信息披露的监督，那么如有违规、或者信息披露不合要求的话，当事的慈善组织、基金会等将会面临来自慈善市场的严峻挑战。

　　 也就是说，如果某一慈善组织不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或者使用捐助有违规，那么，一经曝光，社会将会减少对其的捐助，这是一种慈善市场的自然而然的优胜劣汰，如果捐助减少，势必会影响到其发展与存续。郭美美等事件就令民众对公益组织的信任下降。3月-5月，以慈善会和基金会为主的NGO接收到的捐款为63亿元，6月-8月却缩减为8.4亿元。

　　 未来，除了慈善捐助信息需要披露以外，慈善组织在投资方面的信息，也应该考虑公开。因为，很多慈善组织都有着自己的投资，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这并不违规，但是，这一块是最缺乏透明的地带，并且是最容易产生寻租的领域之一。而且，现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只是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与增值。这种模糊的规定是不够的，这方面的规定应该细化，比如应该规定基金会、慈善组织的资金中用于保值投资的比例，以及投资增值后应该有多少资金来回馈用于公益事业等等。而且，投资这一块的信息披露也需要硬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