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峰

　　全国工商联日前在调研中了解到，90%以上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微型企业的融资状态更为窘迫，中小企业能从银行拿到2~3分利（月息）的贷款已经相当不错，浙江地下金融的月息甚至已经高达5分以上。

　　浙江，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地下金融最活跃的地区。自2006年轰动全国的吴英案爆发以来，笔者每年均会前往浙江东阳和义乌等地走访，对地下金融的真实状况有了更深切了解。

　　走在义乌、东阳市区的街头，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招牌遍地皆是。当地人士告诉笔者，这些招牌的名字不一样，但基本上都会涉及地下金融。

　　不同的招牌对应着地下金融体系中不同的层次。寄售行的本业如其名所示，货物寄售、收取手续费，具体费用面议。寄售行的牌照不能融资，开办的手续很简单，工商登记即可，投入成本也小，微型门面，一个人，一张办公桌，正规做生意都做不大。当地一位寄售行老板说，只做寄售的话，“一个小店一年也就搞个几万块。”

　　于是寄售行大多偷偷放高利贷，因为受自身资金规模限制，老板私下里以3分利、5分利从亲友处集资，再以5分以上的利息放出去。寄售行还往往是一个销赃场所。

　　相比寄售行，典当行资本规模就大得多，而且有融资功能。有段时间，义乌的寄售行往往挂个“当”或“典当”的招牌，一般人也不知道寄售和典当的区别，寄售行也去接典当业务。后来经历了整顿，现在已经没有寄售行挂“典当”牌了。

　　典当行之上，还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可以从银行拿到低息贷款，再以高息借出去。小额贷款公司本是监管部门意图引导地下金融阳光化之举，但实际上不乏涉入地下金融者。

　　如此旺盛的民间借贷，实是应地方经济需要而生。这里中小企业多、商人多，个体私营经济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等特征，银行无法满足。

　　一位在当地开投资公司的人士就认为，民间正常的借贷行为，有其合理性，反映的其实是银行信贷的缺陷。

　　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贷款到期了，非要还旧才能借新，否则信用就没有了。你总不能叫他把正在做的项目停下来，楼房没盖好就廉价卖了还贷吧。再一个是新上一个项目、新买一套设备，或者去拍卖一块土地，大部分资金到位了，就差那么一笔钱，你凑给他整个项目就成了。往往就两三天的事，或者很短期的一个需求，银行又要抵押又要审查，还要走手续，现在贷款的权限还在往上收。”

　　“所以就找寄售啊、典当啊，虽然你看着是3分4分的很高的利息，人家放一笔钱在这里，不做其他用途，就是等着为你救急，这个还是值得的。他们也有一个资金成本的问题。首先他的钱的成本比银行高，往往都是2分以上的利息收进来的。其次，用于救急的毕竟不会特别多，贷款到期之类的情况，可能只用到他的一半的钱。那么实际上他整个资金的月息也就2分。对于担保公司来说，它赚到的钱并不高。对于使用的人来说，他短期应急，支付的成本其实也不大。”

　　除正常的生产经营外，当地民间借贷用于给赌徒提供资金是很大一块。浙江部分地方赌风颇盛，赌注亦大，村民之间一日输赢数万并不少见，老板之间更能高达百万之数。赌徒一般不会吝惜为赌资支付高息。

　　当地既有大量融资需求，也有充裕的资金供应。义乌市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民间资本最雄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东阳经济总体稍逊，但出产的知名大富豪更在义乌之上。这两个城市所创造聚积的巨大财富，不肯放在银行贬值，理想的投资渠道又少，进入地下金融体系以获取较高利息，是颇为常见的选择。

　　知情人介绍，进入地下金融体系的资金中，除了部分企业和个人的富余资金，也有一部分银行贷款“曲线”进入。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些中小企业以工厂的资产抵押贷款不用于生产经营，而是流入地下借贷。有人甚至放弃自己的主业，他算计下来，获取高息可能比生产更有利可图。一些担保公司和典当行，以低息获得贷款，也进入这个市场博取高利。

　　毕竟是地下金融体系，缺乏透明，更无监管，正常需求与种种灰色乃至非法行为互相渗透，密不可分。发展到后来，遂产生了一批金融掮客，低息进高息转手，居间吃利差。

　　如此滚动下去，则利息越来越高，最后所有的资金集中在敢出最高利息者手中，风险也急剧放大，这个行业中的有识之士也明白，此种模式实际上不可支撑，没有一个行业能够长期支撑这么高的利息。从杜丽敏到吴英，一个个鲜活案例，诠释着种种神话的破灭。

　　地下金融风险无疑冲击了国家经济、金融秩序。公安部、银监会和央行多次组织打击地下钱庄的专项活动。打击整顿之外，一直以来都不乏专家认为，面对现实，将地下金融机构合法化，也是解决民间资本去向的途径。

　　（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