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世界140多家媒体涌进位于北京光华路的美国大使官邸,参加骆家辉的媒体见面会。
从骆家辉到拜登都不会轻易改变中美关系大格局
华盛顿意图:不“扰乱”北京
王祎
8月1日,身背双肩包的骆家辉带着全家轻松现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位具有“中国脸”的美国前商务部部长正式宣布就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成为首位华裔驻华大使,也是首位“部长级官员”就任驻华大使。
8月17日,美国副总统拜登抵达北京,开始他的亚洲三国之行。拜登在美国国内一向以精于外交著称,《纽约时报》称他“在奥巴马政府的最重要决策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事实上,轻松就职与外交访华的目的昭然若揭:奥巴马政府对对华关系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网络“骆旋风”
14日,世界140多家媒体涌进位于北京光华路的美国大使官邸,参加骆家辉的媒体见面会。这位华裔驻华大使早已引起了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在美国,骆家辉被认为是一位经济贸易专家。虽然是美国民主党员,但他却持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主张减少政府开支、减税、自由贸易。因此,有民主党人士批评他拥抱了共和党的政策。他被认为是“亲商界的”,同情跨国公司,致力于推广美国产品、维护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利益。
同时,骆家辉也是对华经济专家。据称,他熟知美国在华的企业情况,在中国政界也有自己的人脉,而这些显然是奥巴马选用他作为驻华大使的重要理由。美国商务部商业咨询委员董继玲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已经重视到需要用一个内阁部长来做大使的程度。”显然,选择骆家辉是一次“强有力且外交技巧高超的任命”。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 Lieberthal)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我认为这反映出了奥巴马政府非常严肃地对待经济与贸易关系,希望有一位这方面的内行人士。”
但是骆家辉在任内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美国债务危机、人民币汇率、美国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些都是两国经济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议,当然还有一直存在的政治方面问题。
至于华裔身份在以后能帮骆家辉多大忙,这一点并不确定。但从表面看,华裔身份必定能对中美文化和社会交流有一定促进作用。事实上,这一特殊身份还拉近了与中国民众的距离。其朴素随和的形象迅速被网友流传。他背包提行李的照片被网友广为转载。还有人在博客上呼吁“领导出行请参照骆家辉的标准执行”。
现在看来,骆家辉刚到中国就在网上刮起了一股“骆旋风”,甚至已经成为了“政治明星”,可能达到了美国政府也没想到的政治与文化效应。
拜登访华:债务、汇率与政治
就在骆家辉抵华之后的不久,美国副总统拜登也登上了访华之路。据报道,拜登访华原本目的是为了加强与中国领导层的交流。“简单地说,我们是在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投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托尼·布林肯对美国CNN表示。
但是,近期的美国债务危机让几乎所有的媒体和观察家都认为拜登访华的最重要议程就是讨论美国债务问题。据彭博社报道,拜登将要给北京带来一个信息:“你们借给美国的钱是安全的。”显然,拜登本次访华可能也是借此对世界放出信号,提升美国债务持有国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美国白宫官员表示,拜登将会向中国解释美国 “非常有力的一揽子赤字削减方案”的优点。他也希望告知北京,标普调低美国信用等级之后,奥巴马政府有了应对政策,希望打消北京的忧虑。拜登将向北京强调:“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并会全力应对我们面临的严峻财政挑战。”
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劳·布兰纳德透露,拜登之行另一个重点是人民币升值的经济议题。拜登将继续劝说中国政府调整人民币汇率。虽然人民币自去年以来略有升值,但仍然是中美两国之间最敏感、常常僵持不下的话题。《纽约时报》写道:“不清楚拜登先生有什么样的杠杆。”
14日,世界140多家媒体涌进位于北京光华路的美国大使官邸,参加骆家辉的媒体见面会。
同时,李侃如透露,拜登很希望能够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了解更多。“所有的媒体都聚焦在美国经济上,但是中国经济自身也有非常严峻的挑战,”他认为,“副总统将希望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是怎样交融的,以及因此对中国会有怎样的期待。因为中国经济怎样进展将直接影响那些与美国经济相关的问题。”
另一个拜登需要交涉的就是政治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参谋部(National Security Staff)亚洲事务高级主管丹尼·拉塞尔认为,预计拜登会和中国官员讨论解决朝鲜和伊朗核武器问题以及东亚的安全议题;中国人权也是美国高级官员经常会提起的问题。另外,虽然白宫透露拜登将不提及台湾军售话题,但是中国国内有学者认为讨论过程中仍然有谈及这一问题的可能。
中美合作与分歧局面将持续
中国媒体对骆家辉就职与拜登访华均予以了大量关注,他们还未到中国就已经被闪光灯包围,似乎彰显了二人在中美关系新近走势中的重要性。
实际上,不论是骆家辉就职,还是拜登访华,均不太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格局。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家间交往的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推动的:包括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国内政治构成及文化因素等等。
国际体系是一种权力格局,在国家力量没有发生大规模变动(例如苏联解体)的情况下具有其内在稳定性;国际制度是各国讨价还价的结果,一旦建立就很难推翻;国内政治因各国政治制度不同而相异,像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需要经过反复辩论与商讨,还要受到民意制约;文化因素决定了人们的主观认同,这一点也不会轻易改变。政治家作为行动者可以对政策制定和中美格局产生影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中美关系之间的主要问题也是结构性的,其间既有中美力量对比之变化带来的冲突,也有具体的经济利益摩擦,以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分歧。如果不能改变结构性的因素,这些分歧不会得到本质改变。一些公众对骆家辉给予了厚望,希望他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正面影响。但骆家辉不会因为对中国的感情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美国外交的决策权是在华盛顿,而不在大使馆。
而拜登访华也未必能推动中美关系实质性的进步,美国的债务风险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还会继续,中国政府不会因为一次“政治公关”就消除对美国债务的疑虑。2009年奥巴马访华的时候引起了大量的媒体与公众讨论,猜测他能给中美关系带来什么效应,但基本的政治经济分歧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整体上看,现在中美关系的合作远大于冲突。在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年轻的议员拜登就曾经访问过中国。那时候,他发现这个穷困的国家正在走出“文革”的阴影。现在,当他再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者。骆家辉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美国和中国有着极其重要和复杂的外交和经济双边关系,这一关系有挑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有扩展合作和协作的极大希望。”BBC认为,“华盛顿已经非常小心不去扰乱中国”;“华盛顿坚持认为中美之间根本上是伙伴关系,并且驳回了中美之间是零和博弈的建议”。中美关系之间已经进入高度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的阶段。2010年,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总额达到3649亿美元,涉及贸易摩擦的份额仅占中美贸易总额的1%。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末,我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为11655亿美元,已连续第三个月增持美国国债。
另外,对于现今的中美关系而言,上述结构性的因素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化中,只不过这种变化是渐进式的。可以推测,在结构因素不发生大规模改革的情况下,未来中美两国关系会缓慢变化,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迈向哪个方向。政治精英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的能力是受到制约的。
作者为早稻田大学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