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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治安全风险分析与预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8日 17:33  商务部网站

  本文由承包商会全球风险咨询合作伙伴Control Risks 提供概要五月下旬,印尼财务部长英拉瓦蒂(Sri Mulyani Indrawati)离开政府,被世界银行任命为董事总经理。这是她与主要竞争对手们(矿业巨头和印尼从业集团党(Golkar)的领袖阿布里扎尔·巴克利(Aburizal Bakrie)之间争权的结果。 阿布里扎尔·巴克利一直以来想打倒她。她的退出意味着一个推进印尼改革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对总统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领导能力的挑战。未来 3至 5年状况可能会见证(60%的可能性):苏西洛平安度过目前的困境,允许他的改革骨干成员以渐增的方式对部分官僚进行检查。然而,丑闻在削弱他的领导能力,破坏他对联合政府的控制,而来自执政联盟内部的挑战扼制了改革的进展,尽管改革是亟需的。按照乐观的状况来预计(15%的可能性):苏西洛招集他的支持者们,并积极联合支持自己的联盟内的改革者们。苏西洛赋予他重要的政策制定者权利来推动改革,而他的政治调停解决了必要的跨党派协议。加强对反腐败的努力以及印尼的形象改善都促使了外商投资的暴涨,这再一次巩固了印尼的经济地位。悲观的状况分析当中(25%的可能性):苏西洛被幕后压力所动摇,任由联盟内部既得的权益阻碍改革,并产生冲突。支持改革的财务部长的离开也放任了党派权益并破坏了体制改革的动力;因此政策制定的进程突然变得缓慢。经济不能发挥它的潜力,猖狂的腐败会重演。英国化险咨询公司对未来 3到 5年的状况分析如下图较有可能:循序渐进的改革较佳假设:留下遗产较坏假设:惰性和停滞苏西洛将主要改革纳入了自己重新参选的日程之内,这有助于巩固印尼对外国投资者的日益增长的良好声誉。但是,因为同一联盟里的力量向对手让步,他的改革失去了势头。既得权益在 2014年大选之前得到了更大的立足之地。苏西洛更具有威望并且在他的内阁中取得了较强的领导力。他较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权利和法律手段,可以为支持改革的专业人士扫除障碍,以实施体制上的改变。他的党派按照功绩物色一个值得信赖的继承人在 2014年接任总统的职位。英拉瓦蒂的退出放任了内阁反对改革的党派权益,破坏了自由和民主改革的动力,反腐败变得停滞不前,经济未能得到发展。可能性: 60%可能性: 15%可能性: 25%回顾苏西洛凭借着惩治贪污腐败、深化经济改革和对技术专家出任阁员等主导决策的承诺,在 2009年中旬举行大选时,在第二轮和后一轮投票中大获全胜再一次当选为总统。一些重要人物,围绕着2008年援助运营困难的银行一直受到贪污的指控。虽然对英拉瓦蒂(重要改革者)的指控未经证实,她被她的政敌几乎从办公室赶出来。而巴克利(因为商业和政治之间赤裸裸的利益重叠而众所周知)事实上已经和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印尼从业集团党一起承担了内阁里各种要素的仲裁人的角色。印尼政治和投资环境的前途被像英拉瓦蒂和巴克利等人物所领导的阵营之间的斗争的影响所左右。印尼的改革矛盾反映了重大而广泛的变化。变革改变了政治环境,使其比之前较僵化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相比更有持续性和灵活性。通过把政府权力下方给各省和各地区,营造了稳定的、强壮的执政系统,至少在目前政府不受党派利益左右。一个强大的民主社会和基本制度,如新闻自由(虽然偶尔会向插手官员妥协)和独立的印尼肃贪会(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KPK),是防止产生改革戏剧性逆转的坚实守护。政治高度重视治理的透明度,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回报。尽管印尼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遭受了 2008-09年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威胁,但是由于近10年来的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和现代化建设,使得印度尼西亚央行保持了稳定。这种稳定,确保了投资者和商业的信心,使经济在 2009年继续强劲增长后进入 2010年。国际金融机构估计印尼在2010年经济增长会超过 5.5%,使其成为亚洲重要经济体之一。为加快发展,政府逐渐开放经济,并设法为主要收入产业创造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如煤矿业。与此同时,许多权力机构和重要人物,一直以来坚持苏哈托时代主导的经营模式和政治挂钩,对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产生威胁。尽管苏西洛的声誉较好,但是他分别在2009年末和2010年初两次卷入到贪污丑闻,严重影响了他的信誉,并削弱了他的权力,使得他的反腐败和实施扶贫政策的可能性减少了。而这两个领域对改革深入广泛的进行是至关重要的。安全仍令人担忧。 2009年 7月在首都雅加达发生的恐怖袭击,敲响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警钟。该计划表明了这些组织极高的适应性。在巴布亚,民族间的仇恨和分裂的紧张局势,以及亚齐内战遗留,在继续破坏这些资源丰富地区的发展。巴布亚的紧张局势将持续下去,并且在印尼的人权维护的一页里留下不好的印记。在亚齐,已经解决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冲突,政府现在面临无法防止地方腐败和犯罪不断升级的危险。主要不确定性假设

  政府在稳扎稳打地对主要政府和经济机构进行改革,并推动司法官介入。然而,这项任务的实施面临巨大挑战,并且在苏西洛退职后所有改革进程都有可能面临被瓦解和推翻的风险。

  印尼国家警察( Polri)名声的败坏、世纪银行与当前税务局间的丑闻,将在下一年对政府改革的动力产生决定性影响,且潜在地影响苏西洛余下的政治生涯。

  腐败是对政治稳定和民主化改革的威胁,也是对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障碍。既得的政治利益集团使改善透明度的尝试受到了打击。

  对投资法规改革的进展,将继续坚持稳扎稳打的步伐。更新某一个领域的各项法律,比如关于采矿的各项法律,将需要政府投入所有精力,其过程比较缓慢,而且有时会很凌乱,因为它要确保国家的利益得到保护,并且要保护当地工业不受到打击。

  伊斯兰教的极端性(在一些地方根深蒂固的存在)仍是对安全的重大威胁,因为恐怖袭击者在不断地借助讨伐异教徒的名义来进行活动。整个国家安全大部分是稳定的,尽管存在巴布亚紧张的民族关系和分裂问题。在许多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仍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凝聚力产生威胁。较有可能:循序渐进的改革( 60%的可能性)关键

  当苏西洛利用自己调查警察和税务局腐败的勇气去揭发既定利益集团腐败时,他会平安渡过困难并将其改革纳入执政领域当中。

  政府开始继续大力支持反腐败委员会的任职和独立,支持特殊调查和揭发的权利,并将会继续对那些重要腐败事件进行大规模的调查。

  经济依然保持稳定,每年持续增长4.5%-5.5%。印尼已经同外国投资者建立了稳定的声誉。

  军队在反恐方面将与政府和警察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主要后果

  改革主义观点在议会变得根深蒂固,促进了政治稳定性的提高并且达到了公众对于更深的、持续的改变的预期。这种改变以稳定发展为目的。

  有着政治实力的党派更加稳固,有的形成了同盟,这也减少了竞争政党的数量。多党派政治导致了法律实施效率低下,拖延了新法律的颁布。官僚改革意味着政府对于社会基础设施和发展工程的基金的支出做到有效地规划,而加强陪审团的检查也表明了腐败几乎不可能对公共机构造成影响,这也为外商创造了一个更加负责的透明的投资环境。

  政府对于自然资源领域作出了政治上的支持,出台了规范,这些规范恰好可以用来完善采矿法。这些做法为该领域吸引了稳定的外资流量,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作为印尼第一位直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苏西洛和他的民主党(PD)在后一任期内集中精力在他们五年之前开始的循序渐进地改革上,并制定出了自由—民主改革议程。在 2004-2006年期间,他的议程在财政部和商务领域都作出了重要改变,苏西洛的目标是克服政治干扰,这些政治干扰曾经导致了他第一任期较后几年内的政绩停滞不前。他还希望在其他领域复制这些成功——尤其是背负腐败罪名的陪审团和律师总务办公室( AGO)。他的第二任期开端良好,苏西洛显示了自己在处理警察与律师总务办公室的一些犯罪和腐败谣言方面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重塑领导信心。当他没能成功保护英拉瓦蒂免受其对手的袭击时,苏西洛向其继任者马托哇都朱(Agus Martowardojo),一个受尊敬的银行家承诺给予他技术官员的保证以推进改革。然而, 苏西洛在揭发腐败传闻里的主要人物——一个商人以及一些高级警署官员时显得摇摆不定。当民众的高度愤怒帮助他将亟需的陪审团改革进行下去的时候,他却被一些有权利的商业人物牵制住了,这些人物中值得一提的如巴克利,他时刻准备着破坏改革进行。在新任的部长达尔温.沙勒(Darwin Z Saleh)上任之后,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ESDM)面临着一次全面检查,这次检查会对于平衡自然资源开采与森林资源集权管理之间的冲突。在苏西洛的第一任期间,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着重精力在加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上,新的采矿法得以提前颁布了。官员们试图利用这项新法律吸引外国资本,如:帮助投资者克服处理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重叠的时间问题等等。一个新的五年任期会见证苏西洛重新治理人力资源规范这样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分离法严重阻碍了就业以及税收的增加。鉴于近期经济的萧条和失去同盟中重要合作者支持的风险,这个问题对于提高印尼在制造业领域与越南、中国的竞争力上起着关键作用。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会缓解就业压力。苏西洛的第二个任期的关键在于努力弄清雅加达与地方政府之间无数的不协调规定。这些规定是在 1998年改革浪潮的开始时由于管理的高度分散化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分散化法律导致的风险随着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投资产生的竞争被日益削弱。但它们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仍然是动力所在,并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它们资源和能力的匮乏仍会迫使投资者寻求更高层的政府以确保事情的确定性和可行性。在 2010-2011年度,印尼的经济仍然处于东南亚的领先水平,大约增长了 5%左右。2010年末,随着采矿法颁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外国的采矿公司也对于这种能够增加投资的机会高度关注。马托哇都朱试图管理预算和贸易赤字(目前较高),以确保印尼对于外商来说是一块理想的目的地。苏西洛仍然努力试图增加和确保能量供给。尽管在检查国家能源公司 PLN上,他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稳定的供应商依然为一些主要的投资开辟了道路,尤其是在天竺葵能源上。在这个案例中,腐败仍是较大的风险,尽管政府强力支持反腐败委员会的委任并强烈反对警察和腐败交易,在税务部门和大公司之间的系统腐败交易的暴露依然影响了该领域的改革。巴克利的公司卷入了这些交易,这也会检验其阻碍改变的能力。但是任何的回报都是有条件的,对于公众人物的持续袭击会对反腐败委员会卓越的调查能力产生消极的影响。较佳假设:留下遗产( 15%的可能性)关键

  苏西洛利用印尼民主党(PD)强有力的国会地位和其大量的个人命令保护其支持力量不受联盟伙伴的破坏,并推进其改革进程。利用印尼国家警察(POLRI)和更多近期税收部门的丑闻作为使运动广泛开展的契机,以清算政党资金,并在国家政治方面起到主要角色的职责。 以打造高透明度并促进政府增加税收能力为目标,与主要机构发起政治改革,例如税收办公厅和印尼政府能源和自然资源部(ESDM)。

  苏西洛限制其家属的晋升,允许在印尼民主党(PD)吸收人才,来彻底检查政党结构并发展潜在的总统候选人。 政府内的特权阶级陷入困境,鼓励技术专家在政策决议上超越个人和政党原因,就例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等事宜排挤特权阶级。主要后果更加迅速且广泛的执政和司法改革给对手很少的机会,以此来削弱特权阶级的政治角色。印尼肃贪会(KPK)根据法律的强制力继续调查并裁决官员、政治家和商业违约者。扩大来自采矿业的收入及严密监视大企业集团对国家资金的使用,将更多的支出用于不发达省份的社会服务上。官员更有能力和执行力,并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政治支持,以改变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项目。在部分领域改革,尤其在自然资源方面,吸引了更多的国外投资,也使经济更加稳固。资源出口促进了其它领域的出口,降低了经济对国内消费的依赖性。在该方案中,指定一个内阁,包括在主要政府部门的技术专家和政治家,要求多党合作。苏西洛采取了加强下任总统建设议程的措施,说服附属党内阁成员来建设必要的多党联盟,保证技术专家掌控的政治主动权,例如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哈塔·拉加萨(Hatta Radjasa)这样的角色。苏西洛用实际行动说话,全力支持总统工作监督和建设管制机构(UKP4)工程。该机构有能力深入掌握政府机构的运转,并对公共服务文化实现长远的系统改变。总统工作监督和建设管制机构(UKP4)开始瓦解围绕司法机构的腐败,也努力保障主要的改革,例如惩罚富有罪犯,不会撤销。实施更全面的法官职业化,使“合法黑手党”的权利以及其通过购买决议滥用法律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为了在其任职期限内推进改革,苏西洛在其领导权方面变得更加有说服力。他不仅对官僚体制改革,也监督政策执行,将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在这段时间内,他得到了所有资源的政治支持,不管是从业集团党,国会第二大政党和其较大的同盟伙伴,还是有改革思想的伊斯兰党派团体。投资者热衷于利用相对有利的经济条件,在矿业、林业和其它天然资源方面更大胆的改革促进了印尼不断改进的可信性。财政部门改革和预算赤字的控制促进了国家外部经济的恢复力。苏西洛更加有力的运用其命令,充分改善了国家的前景,尤其是考虑到其可靠的改革决心和与国外投资者间良好的关系。大胆公然的改革对经济萧条、在法律建设方面处在较低水平的偏远省份,在腐败方面有所限制。在经济利益方面积极投资,有助于巩固过去十年中因民主化所创造的社会稳定性。在经济平等方面的缓慢改善降低了极端主义或强硬路线组织对青年人的诱惑性。最坏假设:惰性和停滞(25%的可能性)关键

  随着世纪银行丑闻与英拉瓦蒂的退出,在私人和政体党派盘根错节的利益压力下,苏西洛屈服了。 巴克利利用改革集团力量的削弱机会趁势推进其个人的利益布局。

  印尼从业集团党( Golkar)强化了其在政界和商界精英层的力量,并会从基层挫败印尼民主党(PD)在2014选举年之前夺回主动。

  内阁帮派加之苏西洛领导力的削弱,导致在总统工作监督和建设管制机构 (UKP4)的优先决策事项上优柔寡断并且冲突不断,抑制了改革官僚体制的种种提议。

  苏西洛提拔其幼子担任民主党内非常重要职位,损害了民主党的能力和功绩选才的结构组织。

  此关键机构内对印尼国家警察( Polri)舞弊案上的无所作为,从整体上弱化了整治法治和恢复社会秩序以及打击恐怖活动的各种尝试。主要后果英拉瓦蒂铁杆支持者的退出导致内阁改革的弱化,使得行政体系在推进司法和官僚体制变革的能力大受掣肘。决策惰性也影响着官僚体制的各个单位,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资金仍分文未动,并且公平透明和功绩唯先的任命做法正慢慢地在逆转。印尼肃贪会(KPK)在为自身辩护上所化费的时间已超过本职工作调查贪腐的时间。苏西洛在民主党内任人唯亲使得民主党失去了主动,并且激活了从业集团党。各项规章制度改革缓慢或进展不足,特别是在矿业和自然资源领域,阻碍了国外投资,并且没有达到各项经济目标。贫困增加和不发达省区经济仍然萧条。随着社会公共服务倒退,一些地区的安定性日趋恶化。印尼国家警察和其它安全治安单位的腐败导致对伊斯兰恐怖极端组织打击乏力,利用日益增长的民众支持,这些伊斯兰恐怖极端组织在印尼境内发起各种恐怖攻击。在这种情形下,各政界要员和商界人士利用2009-10曝露的一系列丑闻,苏西洛已无力回击。从业集团党压力日益增加,并且特别是面对某些企图利用英拉瓦蒂离去的机会获利的商业利益集团在幕后的阴谋诡计,苏西洛没有给予英拉瓦蒂继任者多少支持。英拉瓦蒂被逼出内阁,马托哇都朱孤掌难鸣,都显示了在商业巨头干预下,没有一个部长能自保无虞。虽然经济尚可应付并且外国投资者带着沉默的失望接受这样的变化,马托哇都朱继续战斗来执行财政部的改革和推动官僚变化中的全盘协调。这些变化不是立杆见影,随着时间推移马托哇都朱会被迫迎合商界和特别是迎合从业集团党( Golkar)。举例,从业集团党迫使一种猪肉桶政治分肥机制变成立法,为各位议员划拨可观的预算,由议员在各自选区自由支配,此猪肉桶机制使财政部几项监察措施流于形式。地区发展上的创新和倡导透明度很快被政治交易所代替。腐败又惊人地潜回到财政部,使得税收部门的整饬变得徒劳,税收部门正竭力来增加国库收入和保障强化预算。随着内阁中改革小圈子的失势,整饬其它官僚单位,尤其是律师总务办公室和国营组织的动力停滞下来。当观察到贪腐程度升级和顾虑到某些治理法规的不确定性,外国投资从印尼本地合作中抽身观望。巴克利(印尼的首富)谋划使用其党派在内阁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位来使自己加快到达权利顶峰。他沿路宣讲来为赢得 2014年总统选举而大张旗鼓地准备着,利用每次政策辩论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不屑于自己的联盟配角地位,促成从业集团党( Golkar)和其它几家小党派结盟,并和苏西洛面和心不合。这一手孤立了民主党(PD),造成联盟内部无法达成一致并且达到了联盟的最终瘫痪。鉴于苏西洛不愿意撕破(执政联盟),而且巴克利有能力收买效忠者,巴克利有能力推进其政治计划和蓝图。不仅没有实现预定的乐观经济增长率,印度尼西亚消费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在安然经过2010年后,2011年将有小幅回落。更有危害性的是回归到保护本国商业,正如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强烈抵制开放战略行业,特别是开放电信业的尝试。这代表了回归到苏西洛第一届政府中到后期的惰性延续。近期内其负面影响并不严重,但是停滞不前会使印度尼西亚某些关键的(和已经改革过的)机构易受到温和的集团政治化。贪腐的蔓延严重地危害了整肃警察和治安部门的种种努力,这些改革还没有扎根,而印尼国家警察的名誉已遭到腐败的玷污。警察官员和令人憎恶的团体、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黑幕交易的曝光,证明只是冰山一角。尽管国家情报和安全部门持续努力挫败恐怖图谋和安全威胁,槽糕的地方治安和不完善的监狱系统造成无数的情报泄密,导致恐怖活动抬头。雅加达和边远不满中央统治的地区间的调解达成可接受方案的能力也是艰难的。在持续有效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上的缺失和减小经济不平衡上的无所作为导致亚齐、巴布亚和中苏拉维西紧张局势的加剧。虽然雅加达回潮的贪腐行为和死灰复燃的分裂恐怖威胁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一届弱势政府在构成国内安全隐患、社会不公和经济不平等上的治理失分,使印度尼西亚目睹了对本国利益和外国利益日益增加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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