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而亮

　　近日，一直“雷声”隆隆的报纸期刊转企改制工作，终于下起“雨”来了。随着有关部门公布第一批非时政类报刊改制名单，全国报刊转企改制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

　　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传媒大国，目前共有报刊11833种。如果加上军队的报刊，数量绝对为世界之最。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剧增的报刊，大部分沿用传统体制。在天天为各行各业改革摇旗呐喊、指点江山的同时，自身体制岿然不动，曾被称为“最后的国企”，也被投资者认为是“最后的肥肉”。但由于体制陈旧、机制不活、限制过多，很多投向报刊的资本最后都血本无归。体制的原因导致报刊小、散、弱的状况非常突出。在文化领域的演艺、出版、发行等行业相继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彻底改变报刊的旧有体制，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已是势在必行。

　　中央对报刊改革的决心早已下定，前几年就公布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但实施的时间却被迫一再往后拖。之所以为“被迫”，据说是一批报刊“老大”们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这些在指引别人改革上挥舞旗帜的“喉舌”们，却在自身的改革上强调出一条条不改的理由。这次出台的报刊改制方案中，明显反映出一种“折衷”的结果——将诸多报刊分为时政和非时政两大类，后者先改。可是，到底何谓时政类，何谓非时政类，有关文件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从公布的第一批“非时政类”改制名单中，大致可以归之为地位不显赫、背景不够硬的报刊，而并无时政和非时政的严格之分。有些报刊昨天已列入非时政行列，今天还被通知参加时政类报刊会议，把人搞得一头雾水。

　　报刊改制这种时政与非时政划分，说到底是“保大改小”，保一批“大报大刊”不改或先不改。如此做法不禁让人回想当初的国企改革，开始也是铁言铮铮，一改到底。后来在一部分“长子”的要挟之下，变为“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其实就是“保大”，让那些大国企在“改革”中享有越来越优惠的政策，拥有越来越多的垄断性资源，获取越来越优厚的利益，“抓大”变成了“坐大”。这些国企“大佬”如今不仅在关系国计民生领域具有绝对垄断权力，而且已经能够左右大局，叫板政府，与某些权力构成了特殊的权贵阶层。另一方面，“放小”的结果则导致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性质改变，资产流失，职工下岗，与“长子”相比呈贫富急剧分化之势。

　　谁也不否认报刊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实，很多党报党刊旗下的子报刊，从诞生之日起就按市场化的机制运行，自负盈亏，自定薪酬，职工身份有别，完全具备企业的性质。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全国已有512家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加上创刊时就登记为企业法人的，全国已有1300余家企业性质的报刊。对很多具有类似性质的“非时政类报刊”来讲，转制无外是变换个身份而已。

　　业内都知道，在这一轮报刊转企改制的浪潮中，真正需要彻底改革的是那些以“时政类”自居的“大报大刊”。他们在长期机关化的运行体制中，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官场特色，靠着体制的权力与资源占据唯我独大的地位，年年靠内容基本不变的上级红头文件来摊牌发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我们当然得肯定报刊出版产业处于我国文化产业核心层这样一个特殊“国情”，对一批处于舆论引导地位的重点报刊的改革要慎之又慎。但更要看到互联网尤其是微博、手机报等媒介的风卷浪起，即便是“时政类”的平面媒体如再不改革，最终被淘汰的只会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