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

　　上周，发改委某官员一句“国家已连发170多道文件打压物价”在民众中引起不小反响。一方面，民众被国家抑制物价、关注民生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又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和乏力的治理手段而担忧，这物价上涨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很多人认为，物价上涨过快是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因此，紧缩的货币政策是有效抑制物价上涨的根本。然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实施半年多了，效果却一点儿都没显现出来（如果仅从CPI看的话）。其实早在 2010年1月，新西兰林肯大学的三位华裔学者发表一篇针对中国内地CPI与广义货币量（M2）相关性研究的学术论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不具备（严格）相关性，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CPI与货币量没什么关系。既然如此，面对物价高企收紧银根又有何用呢？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至国内市场造成了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从而推动物价上涨，也就是经济学所谓的“输入型通胀”。从纯粹的理论角度看，所谓输入型通胀只能是短期均衡，长期来看不能成立，否则，供求决定价格的最根本理论就不成立了。如果以此对照当前的形势的话仍有问题：持续的物价上涨已经很难说是短期现象了，难道市场就没有优胜劣汰、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的机制吗？

　　实际上，输入型通胀本身存在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即生产成本的上升造成的生产与销售的阻塞，“逼迫”企业必须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材料创新，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提升企业价值。尽管这个机制是一个艰苦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而且真正显现效果需要一段时间，但市场总会将这样的激励通过资本市场价格体系反映出来。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我们认为是出在了市场制度混乱（尤其是商品定价制度混乱）上。眼下的商品价格体系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体系，之所以这样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物价暴涨暴跌，人为炒作痕迹明显。去年一度暴涨的大蒜价格、绿豆价格，如今都出现大幅下跌，其中大蒜价格只有去年最高峰时的五分之一。这种现象很难用供求均衡来解释，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为炒作；二是“涨价无需理由”，想涨就涨。如今你要是走一圈商品市场，问问涨价的原因时，你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一句很不耐烦的反问：“不都在涨吗？”似乎涨价也是一个“法不责众”的过程；三是定价机制混乱，甚至存在价格垄断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燃油价格，石化双雄整天在那哭穷，翻来覆去跟你说亏损，可就是不允许别人跨入这个领域，价格就不必说了，当然是生产者说了算，消费者的发言权被剥夺得那叫一个干净。要问他们凭什么这么“霸道”，答案就俩字：“垄断”。

　　价格的混乱本可以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去纠正，但是，当保证这些机制运行的制度建设存在缺失或者混乱的时候，机制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空间。过去计划经济时，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后来搞市场经济，价格本由市场说了算。但管理层一方面出于“市场失灵”的忧虑要代替市场干预价格；另一方面也是传统意识的影响，总要用这个价格当杠杆。比如，生猪收储制度，试图通过猪肉价格杠杆来影响猪肉供求。然而，这些带有浓重人为色彩的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当初猪肉价格低迷时，我们启动了“猪肉收储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拉高猪肉价格；如今猪肉大涨价，本该启动的抛售冻肉计划却羞羞答答，即便启动了也无奈早已高企的肉价；于是我们就有了个问题：商品价格到底该如何定价？定价又该遵循哪些制度？

　　制度混乱或者不健全，市场机制就无从发挥。因此我们的市场总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不该干预的时候总有人为因素出来干预；该由制度理顺的价格关系却因制度缺失而听由事态随意发展。到头来混乱的价格体系只能产生这样一种畸形的“负”激励机制：企业只需简单地通过涨价即可提高收益和利润。于是在这样的制度缺失下，我们看到的是企业排队等着发改委批准涨价，获批的企业（或行业）偷着笑幸运，一时没获批的，继续耐心等待。这种激励机制的最大危害在于，生产者无需技术创新，无需管理创新，更不需要价值创新，提高价格成了企业盈利的最直接、最简单、最省力的方式。如此看来，通胀已不是简单的民生问题，而是危害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疾”。而市场制度的混乱才是造成这个“大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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