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亮

　　当你打开各大上市银行的年报，你会“欣喜地”发现，在这个处处求钱若渴、甚至很多人不惜饮鸩止渴的市场，它们依然拥有低廉的资金来源——不到2％的资金成本。

　　另一边厢，高息借贷弥漫着许许多多的城市和乡村，年化利率低则三五十个百分点，高则一二百个百分点，即使从银行渠道出来的资金，对于大多数非国有企业和限制性产业（比如房地产业），资金成本也大多在20％左右。

　　纷纷乱象，其实就是资金市场的“通胀”，其成因类似于食品涨价，过多的管制和中间环节，在货币紧缩周期中创造了价格奇观。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今日才有，也不是此处才有，它的出路何在，既有纷纭的说法，也有很多的共识。所以，解决这乱象的方法，已不必多言，但我们至少要提出一个希望，那就是，不要走上最坏的出路。

　　渠道与“关系”

　　这些高成本（从提供者的角度看是高收益）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渠道：银行，信托、担保、典当、贷款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个人、民企等民间渠道。

　　不难想象，在资金源头比较单一，需求广阔又多元的市场环境下，需要一群人来打通这些渠道之间以及这些渠道与企业之间的壁垒。他们是资金掮客，是“有关系的人”。

　　北京一家中型企业，它在细分行业里可以算是龙头企业，今年一季度需要流动资金3000万元，融资主管走遍了银行，也找了信托、担保等机构，均未成功，最后偶然找到一家“投融资顾问公司”。在收取了不菲的代理费用后，顾问公司为它办理了“一站式”服务：贷款，以及为应对“受托支付”设计的各种环节与手续。虽然利息很高，但皆大欢喜。融资经理也乐于为顾问公司继续介绍客户。

　　某信托公司与某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合作，通过“关系”从银行“搞来”资金，以理财产品的方式与信托公司合作，信托公司把它包装成私募基金来管理，但其实早已确定去向，因为是下游的关系带着客户或者“有客户关系的人”来的。这一系列运作过程，处处都要买路钱，最终由资金使用者承担。

　　个人和民企的民间借贷，情形还会更复杂一些，因为信息不对称和经验不均衡，各种灰色组织和不法分子更容易介入。

　　这正是目前汹汹资金市场的一个基本图谱。

　　定价与“通胀”

　　在这个图谱下，资金定价出现扭曲。

　　资金的定价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最基础的定价是央行确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第二个层次的定价是银行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及允许的区间内自主定价：存款利率不超过其上限(也就是说，资金的原始提供者——存款人基本没有议价机会)，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0.9~4倍。银行在这个区间内的自主定价，逐渐形成民间金融的定价底线。于是，民间金融基本上是完全市场化定价，但是定价的基础则是由正规金融体系来确立的。

　　银行资金的定价，面向政府项目、国有企业、住房按揭等的贷款，基本围绕基准利率进行幅度不大的调整。

　　面向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具有较大的谈判空间，在资金比较紧张的时期，往往都在基准利率的2倍以上，正如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银行不仅提高利率，还巧立名目以征收“额度管理费”、“财务管理费”，或者要求购买金融保险等方式，变相再次提高贷款利率——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解释近两年银行中间业务增速较快的原因——而能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是银行精挑细选出来的。

　　以银信合作、理财产品或其他“表外”渠道进入企业的资金，在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大多是以基准利率或普通理财产品收益率为参照略作调整的，看起来并不离谱；但是从这里到企业，还有漫漫长路，几多关卡。包装成理财产品的融资，都要绕过多个监管程序，走信托通道，过私募基金，两三道“有关系”的掮客，每个关卡收1~3个点甚至更高的“过路费”，企业最终拿到资金的成本至少在15%左右，目前的市况下20%也很正常。

　　也就是说，20%，是除了银行本身通过正常程序能够提供贷款范围之外，其他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成本；从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公布的委托贷款利率来看，基本符合这个水平，也说明这个利率水平的参照作用。这个成本，也就成了以担保公司、典当行、个人及企业之间的民间金融的底价，更别提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了，其资金价格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们看到了100%甚至180%的年化利率。

　　这样看来，目前资金领域跟食品领域一样，其价格中相当大比例是由过多的流通环节制造的。而资金领域的流通环节过多，是中国金融结构单一、利差保护、行政监管、牌照紧缺等原因造成的，这样的金融发展模式，在市场紧缩的时候，监管和“通胀”必然会相互加强——越是“通胀”，越为严厉的行政监管和牌照管理提供口实，越是严厉的行政监管和牌照管理，会激发更为猛烈的“通胀”。

　　就跟食品涨价菜农并没有得到实惠一样，资金领域的“涨价”，资金提供者也没有什么好处或者好处甚微。对于银行资金的提供者，作为存款人出现时，他们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不到2%，作为（融资类）理财产品投资人，年化收益率一般在5%左右，少数能达到7%~10%，能超过10%的就很少了。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越过银行直接放贷，在北国的鄂尔多斯，沿海的温州，甚至在一些贫困地区，略有闲钱的，争相放贷。这般“欣欣向荣”的局面，多少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末路”与出路

　　“钱生钱”真是件美好的事情，它就像“财产性收入”那般令人神往。但这些高得让人不敢仰视的利率，最终要出在企业身上，如果这样的市场能够持续下去，不得不感叹中国的实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实在匪夷所思。

　　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这样玩不长久。

　　这只是金融抑制遇上市场紧张激发出来的景象。金融抑制的手段包括名义利率限制、高存准率要求、政府通过干预限制外源融资等等。不消说，这些手段在中国都正用得起劲，虽然我们能够理解其初衷，但是也要警惕其后果。

　　一旦企业创造的现金流不能支持高息借贷的循环，各类金融案件频发，一个伤及金融机构、中介、企业和老百姓的局面必然需要我们面对。今天的景象，就像是一场末路狂欢。

　　但一说到出路问题，各类答案大致相类，无非是：放开金融牌照、利率市场化、降低金融门槛、加快资本市场建设等等。

　　或许正是因为说的人多了，所以听的人也就疲了。但是，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的一个苗头：其实很多从事民间借贷的人都知道这样下去最终资金链会断掉，但至于断掉后谁来收拾残局，“或者像温州很多“老高”笼统地说，会是政府埋单吧”。——逻辑很简单，政府手里抓得越多，就会被默认为“背书”越多，责任就越大，而市场就会有更强烈的预期认为政府最终会埋单。

　　这是最坏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