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汉克

　　美国财政部官员、美联储官员以及他们的顾问，和与他们站在相同阵营的记者们，总是对自己提出的政策可能带来的难以预计的后果“视而不见”。因为在集体决策主导的圈子里，一些重大错误通常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被发现和纠正，而且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如今，类似的严重错误在我们面前上演着。自2008～２０09年全球金融市场恐慌以来，经济和金融监管机构已经极力要求各大银行增加新的资本，改善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另外，我们也听到监管者称，为避免未来危机的发生，银行必须通过一些方式变得更强大，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经济和金融的决策者们已经在追赶着提高资本金的大势。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是给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及提高银行资本-资产比率的主要倡导者。英格兰银行行长金默文（Mervyn King）在英国也督促银行这么做。在欧洲大陆，意大利财政部长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和意大利银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他即将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也不惜一切代价给意大利银行施压，要求增加更多的资本。除了意大利最大的贷款银行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之外，意大利大部分银行都遵照他们的要求提高了资本金。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央银行的“银行”，也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新规定。新规将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从4%提高到7%。而巴塞尔委员会在6月份又达成了协议，如果感觉对于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来说，这一比率提高幅度不够，它们的资本充足率还要在7%的上限额外再加上2.5%。瑞士中央银行想要给他们的两大银行——瑞银和瑞士信贷施以高达19%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6月，瑞士议会的上议院同意了这一要求。美国方面，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官员也在主张为“大型”银行额外提高资本充足率。

　　自2008～2009年以来，欧元区的银行在政治压力和对巴塞尔协议Ⅲ的预期之下，都显著提高了资本比率——２０08年年中它们的资本比率不到10%，而当前已经超过12%。实际上，当前银行较高的资本-资产比率意味着欧元区银行要多持有多达4000亿欧元的资本金。这4000亿欧元代表着整个欧元区M3货币供应量的4.5%（以2008年的水平来计算）。

　　这些决策者已经为银行资本-资产比率的提高而欢呼叫好。他们声称，更多的资本会让银行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安全。乍一看，这可能是个合理的结论，但细想想又不是那么简单。

　　对于一个银行来说，它的资产（现金、贷款和证券）必须等于负债（资本、债券和该银行欠股东和客户的负债）。在很多国家，银行大部分的负债（大概90%）都是存款。因为存款可用作支付款，它们是“资金筹码”。相应的，很多银行的负债都是资金筹码。

　　为了提高银行资本-资产的比率，银行要么增加资本，要么减少资产。如果银行减少资产，那储蓄类负债就将减少。因此，资金平衡就会遭到破坏。这反过来给公司的流动性和资产价格施以打压。它也同样削减了公司的支出。

　　为了让银行变得更加强大，敦促银行提高资本-资产的比率，决策者们让他们的经济体（也许还有他们的银行）都变得更加疲弱。

　　经济学家蒂姆·康登（Tim Congdon）在他的《自由社会中的中央银行业》一书中极富说服力地提出，逐渐提高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会逐步地降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货币供应量增长放缓会让经济增长也受到阻碍。

　　欧元区对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狂热，以及提高银行资本的后果已一目了然。

　　欧元区广义货币M3的增长率已经从2008～2009年的危机爆发以来大幅下滑，而现在的增长率几近于0 。相比之下，希腊的情况更是惊人，其M3的缩水幅度达到10%。意大利近期也开始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尽管意大利还未陷入像希腊那样的死亡漩涡之中，但它也处于危险境地，意大利M3增长率处于负值水平。希腊已经出现了资本出逃（人们纷纷从银行中取出存款），这一现象还未在意大利发生，但我们必须紧盯意大利储蓄的情况。

　　自大萧条以来，每每在严重的衰退之中，决策者就不遗余力地呼吁银行提高资本-资产的比率，现在看来这么做是严重的错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作了预测，他们认为2011～2015年欧元区、希腊和意大利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欧元区（1.6%、1.8%、1.8%、1.9%、1.8%）；希腊（-3.0%、1.1%、2.1%、2.1%、2.7%）；意大利（1.1%、1.3%、1.4%、1.4%、1.4%）。显然，他们对希腊和意大利2012年的预测似乎太过乐观了。

　　除非这些决策者幡然大悟，并且停止对提高资本-资产的比率的要求，不然货币增长会继续放缓（甚至变为负增长），经济继续疲软，债务问题愈演愈烈，而市场的动荡仍将继续，人们的信心也会更加恶化。（作者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总统顾问。蔚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