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宝洁

　　当地方政府正为3600万套保障房的完工率而殚精竭虑时，专家学者们却在为它们的分配环节忧心忡忡。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此轮调控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保障房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说保障房是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有所居的问题，平抑房价的工具，那么，保障房自身存在的许多核心问题就必须先得到解决。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如果完不成，政府也许会失信于民，代价再大也要实现，但良好的政策出发点不能为糟糕的结果辩护，许多问题需要厘清。”

　　在三亚，几乎每个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开发商和学者都十分关注保障房的分配问题。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刚刚出发，就引来了片片质疑声。

　　分配乱象

　　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2010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其中，工作报告中反映了8省区16个城市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情况。有报道称，其中近一半廉租住房被违规使用或闲置。

　　报告反映的8个省区16个城市2010年开工建设公共租赁住房8.11万套，出租2.97万套，有4407套廉租住房被违规租售或另作他用，有4247套廉租住房分给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

　　在审计署公布报告之前，多地已频频爆出保障房分配的“丑闻”。在陕西省山阳县，在900多名经济适用房申请人公示名单中带职务者多达100多人，这些“团购者”中不乏“乡长、镇长、执法队长、所长”，还有的直接标注了“科员、副科、科长”等字样。尽管陕西当地的官员向本报记者解释说，这些公职人员本身也是经济不富裕家庭，有些是单职工家庭，收入符合保障房的申请标准。但群众依旧认为，特权阶层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在浙江苍南县，850套限价房，成了当地县乡一些领导干部的“保障房”。作为温州市首个限价房项目，苍南县专门出台规定：限价房销售对象主要为苍南县党政机关和其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媒体透露，近九成分配给了机关单位的公职人员，有不少乡镇采取了工龄加职级的分房办法，于是乡镇领导便获到了分房资格。

　　5月初，国家电网安徽分公司被爆出在合肥市翠薇路698号院，建设888套豪华集资房，内部售价仅为每平方米1000多元。

　　无独有偶，4月21日，美的集团以2.2075亿元的底价，竞得广东佛山一面积7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用地，楼面地价仅为每平方米954.56元，将建设2000套限价房和400套公租房。该地块的竞买文件中注明，保障性住房建成后，将定向供应佛山顺德大企业员工。当地符合2010年纳税超过20亿元的大企业这一竞标条件的，仅有美的一家。

　　铁路系统内部也出现了以保障房之名建设自用住房的现象。如哈尔滨铁路局就计划在哈尔滨建设2.5万套限价商品房出售给内部职工，售价每平方米4000元以下。若内部职工购买力不足，还将对外销售。

　　建200万套就够？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出席部分省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表示，公平分配是保障房的“生命线”，“分配须实行网上公开”。

　　一些地方已经做出努力。在保障房分配环节尝试引入社会监督。例如，今年，重庆市拿出1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接受申请，首次公开摇号配租于3月举行，共有22317件申请和15281套公租房参与了摇号配租。整个摇号配租过程都是在公证处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进行，部分重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监察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公租房申请人见证了摇号配租过程，当地电视台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但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认为保障房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他向本报记者透露，正在委托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一份报告，调研保障房究竟有多少被特权阶层获得。在他看来，尽管重庆保证了分配过程的相对公平，但由于建设量过大，许多不应该被保障的人，加入保障之列。“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适用房标准在各地不断地被提高，已经接近于中产阶级了。”任志强说。

　　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标准调整中，原定起点是3000元，按照财政部的计算，此收入水平以上的人群，全国大概有8000多万。但现在调整为3500元，就剩下2400万人了。“有些地方政府的这条线(指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标准)已经划到了这个收入水平之上，比如上海是3300元。再如重庆的公租房入住标准已经由个人收入2000元一路提高到了5000元，如果按照一个家庭两个职工计算，就是10000元的月收入，这还能算穷人吗？”任志强愤愤不平地说。他认为，保障房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经失去了保障的意义。

　　深远的影响将持续发酵。任志强认为，保障房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有些人不劳而获，有些人不需要赚钱买房了，只想着设法弄到保障房资格。欧洲、美国、希腊等债务国家，都是因为过度的保障、高福利，造成严重的财务赤字。

　　对此，首创置业(02868.HK)董事长刘晓光也颇为担心，他认为3600万套保障房将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中国还没有富裕起来，却有可能先出现一些高福利国家的问题。

　　很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厘清，可能需要在建设过程中动态解决。

　　任志强认为，保障房必须先明确保障了谁，其次要缩减建设量，因为过度建设有可能引发新的分配不公。过去50年的住房福利分配已经解决了50%以上的保障房需求人群。商品房占市场总量不到40%，剩下的存量房都是“保障性住房”。过多地对城市人口实施保障，将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后果非常严重。但他强调，不是说不用建保障房，而是一定只是保障弱势群体。“虽然最后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我看来，全国保障性住房大概建200万套就够了。”任志强说。

　　庞大的保障房建设或涉及5万亿投资，但在高盛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看来，政府投入只是麻醉剂，改革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