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之源论”商榷

　　■李德伟

　　近几个月，我国CPI都在5%左右的高位徘徊，而且呈现出持续攀高的态势。与此相应，贸易顺差则出现波动，前一段持续下降，四五月份又再度上升。事实已经证明，以“贸易顺差过大解释通胀的观点”失之片面，影响了对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一、“顺差过大引发通胀说”失之偏颇

　　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多次加息，11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按每次提高准备金率0.5%、可冻结约3700亿元资金计算，总共可减少货币流量26467亿元。

　　然而，市场的回答是：3月份CPI为5.4%，4月为5.3%，5月为5.5%。贸易顺差从4月份海关总署公布的114亿美元反弹至5月份的195亿美元。与此同时，通胀压力未见减轻。

　　有趣的是，关于本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治理措施反而集中在紧缩货币。为此，人们经常用弗里德曼“通胀是货币现象”的话来解释。诚然，货币发行过多，当然是货币现象；但货币发行过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对于实体经济本身来看的。就是弗里德曼自己也说：只有货币偏多，一项商品的供不应求才能传导到其他商品的价格上。这里显然包含商品供不应求的意思。

　　“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也是一样。从表面上，随着贸易顺差规模的不断攀升，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迫使央行必须回购美元，投放基础货币，从而推高了通货膨胀。这似乎也很有道理。问题在于，以贸易顺差论来说，如果事情真是如此简单，那么扩大进口以减小贸易顺差就可以解除通胀压力；或者通过加息、提高准备金率也可以达到回收流动性的目的。但是，只要深入分析实体经济，就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首先，从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国内产能过剩的行业，不会影响到国内价格上涨。再说总量，我国贸易顺差已经持续多年，而且在2008年达到2954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后持续下降，2009年顺差为1962亿美元，2010年进一步降至1831亿美元，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中国从贸易顺差约200亿美元到今年3月贸易逆差80多亿美元，近两月又再度回升，因此，以此解释本次通胀出现后连续减息、提高准备金率而通胀压力未能纾解现象未免牵强附会。

　　从国际经验看，贸易顺差较大的现象并非我国独有，德国、日本等出口大国也多年保持着较大贸易顺差规模，但德国物价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日本则多年被通缩困扰。可见，以顺差过大解释通胀是失之偏颇。

　　二、误判经济形势延误治理通胀政策组合

　　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需求方面原因，也有供给方面原因。简单地说，本次通胀是通过货币现象对结构失衡的一种自发反映，更精确地说，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实体经济结构的一种自发性调整。

　　目前中国正处于传统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持续转移，到一定阶段相对于国内市场必然出现传统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靠低端产业出口可以吸收一部分，但由于规模巨大而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传统农业一方面由于资源流失绝对不足而滞后于工业化需要，另一方面因农业现代化不发展而不足以支持工业化进程。农产品价格上涨，在一定意义上，是需要工业反哺农业的信号，既有积极的结构调整意义，也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

　　具体地说，工业化持续推进，从农业吸收了大量社会资源，人均收入的增长又不断提高人均食品消费水平，由此导致了食品供求缺口增大，农产品供不应求和农业部门成本不断提高，最终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与工业化同时推进的城市化，则导致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上升从而加剧价格上涨。据测算，去年7月份以来，我国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增加。从构成因素分析，主要是由食品等农产品和住房价格等上涨引起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劳动力价格上升也成为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

　　出口吸收了国内过剩的产能，换回了巨大的外汇收入。但作为国际市场价格影响者，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的出口导致国际市场原材料，如矿产资源、石油等需求大涨，这也成为所谓输入型通胀的外部原因之一。

　　传统的发展方式主要是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来维持增长，但是，由于结构失衡的制约，大量政府投资、国企投资在短期可以维持增长，但其低效率一方面挤压民营经济投资，另一方面既从推动投资品涨价而推升通胀，又因产出效率低下而加剧结构失衡。从历史经验看，国企、地方政府高热情、低效率的投资不会因资金成本提高而有所收敛，这一点从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建设可见一斑。

　　还有劳动力结构问题。当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战略启动，大量资源由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流向工业，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涌入城市造成就业压力。据我们很早的预测，我国失业人口在两亿左右。所谓人口红利消失是片面的说法，真实的局面是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而低素质劳动力仍严重过剩。这种局面说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适应变化了的需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出口本是缓解困境的重要途径，短期难以改变。

　　三、必须采取有力的减税政策，坚定不移地实施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

　　从根本上讲，对付本次具有自发调整结构意义的通胀，必须遵循顺应市场规律、因势利导的原则。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治理当前通胀的根本措施。

　　首先要大幅度减税，既要从总量降低税负，同时也要从结构上考虑扶优汰劣，优化结构。通过减税，企业既能够满足工资增长的合理要求，又能够承受通胀导致的成本增长压力，从而维护经济可持续增长。与世界各国相比，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而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认为，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事实上，从近几年看，政府虽然连续几年面临困难，但财政收入却实现了连续大幅度增长，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2%；2010年增长22%；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一季度增长32%。税收增长事实上挤压了企业利润，使得企业既无法提高工人工资，又要提高产品价格，从而造成收入相对降低而物价绝对增长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滞胀难以避免。因此，必须帮助企业应对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这就应该在财税政策上有所调整。要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公共财政建设。

　　在财政政策方面，还要加大教育、科研、卫生、文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促进人力资本增长，提升劳动力结构，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创造条件。要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刺激居民消费，这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从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变成内需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

　　从短期来看，紧缩性货币政策，依然要维持一定力度。通过包括提高利率、提高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票据等措施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

　　对于过多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放弃“奖励出口，限制进口”政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增加进口。要鼓励企业通过国际化收购战略资源，如矿产、石油以及农产品等。这样一来，过多的外储不仅没有贬值危险，也不会造成国内通胀压力，相反可以填补紧缺需求，减轻通胀压力。还应考虑放宽居民出国消费、旅游、留学、投资的用汇限制，鼓励对外投资、消费。

　　(作者系国家工商总局行政学院副院长、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