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在6月25~26日为期两天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上，有关目前全球经济是否开始平衡复苏，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到底有多大通胀风险、应怎样调整货币政策等问题，与会嘉宾展开了争论。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专栏)批评目前中国治理通胀的调控措施导致“滞胀”。他认为，如果调控过头，将导致中小企业银根过于紧缩，从而导致供应链断裂、工人大量下岗的情况。他据此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不应一味紧缩，否则将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滞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任肖耿则当场反驳厉以宁的“滞胀”说。他认为，中国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常项目顺差、政府无财政赤字，因此也就不存在通胀的基础。他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他表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工资上涨引发的，而工资增长是件好事情。他认为，应该调高通胀预期，高于5%才是正常的。他建议，当前应该加息，同时加大财政投入来对冲加息可能造成的经济下行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樊纲(专栏)则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即使放缓，也还在9%以上，此时谈论滞胀为时过早，说中国经济将“硬着陆”则“耸人听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微博 专栏)则更强调中国面临美国货币政策导致的输入性通胀的威胁。“如果说2009年国际贸易的大幅下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第一次冲击波，由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可能是第二轮的冲击波。”他说。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专栏)则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是农产品和房价两大因素推动，而农产品不受货币政策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通胀问题，只能依靠多方面措施影响远期的市场供需，并改变通胀预期。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保拉·苏巴齐（Paola Subacchi）认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正承担着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责任和重担；不过，危机还没有过去，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各种要素依然存在，这使得世界经济仍然有再次探底的风险。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席西瓦·克里什南（Siwa Krishnan）对本报表示，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他表示，就印度而言，其通货膨胀压力既来自外部能源价格高涨带来的输入性压力，又来自内部的工资上升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他认为，治理通胀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平衡、谨慎地应对。

　　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表示：“中国已将限制价格上涨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并推出了一套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奏效。总体价格水平目前处在一个可控的区间，而且预计将稳步下降。在连续七年的粮食增产后，中国目前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进口正在迅速增长。今年价格上涨将得到有力的控制，我们有这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