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昌成 发自福建龙岩

　　6月14日，台风“莎莉嘉”过境之后的第3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龙岩分局的办公楼电梯因被倒灌的雨水浸泡而无法使用，这给在6楼办公的局长张健生带来不少麻烦。

　　但相比“莎莉嘉”，近日曝光的“龙岩公务员高息转贷”风波更让张健生和他的同事们头疼。据媒体披露，在龙岩当地，有不少公务员套取银行低息贷款资金，高息存放在投资或担保公司，然后由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息放贷出去。

　　在龙岩银监分局提供的一份资料中显示，今年以来，在银行信贷收紧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和社会融资异常活跃，个人客户向银行虚假申贷套取贷款资金转手借给担保公司、典当行或者民间借贷，赚取高额利差，将风险传递和扩散至银行业机构的潜在苗头。

　　“我们近日对公务员贷款做了些核查，不排除此类情况的存在，但情况也未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张健生对本报记者说。

　　公务员高息转贷漏洞

　　在龙岩，公务员从银行申请消费贷款，一般采取房产抵押的方式申请，而即使不用资产抵押，公务员之间互相担保，从银行贷款也较为容易。据悉，通过互相担保，一般处长、科长、普通科员，在银行授信评级中分别可以达到10分、8分和6分，相应的贷款规模分别达到50万、20万和10万不等。

　　“由于公务员的工作和收入相对稳定，可以支付消费，相对于一般实力不是很好的中小企业，我们更愿意将款贷给他们。”龙岩市某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

　　自从2009年年底的贷款新规出台之后，为了追踪贷款流向，各银行就已经开始对超过30万的大额贷款实行委托支付，直接由银行支付给贷款人的交易对象。而在之前，企业或者个人申贷成功后，银行将钱打到其账户上就意味着走完了所有流程，对于贷款人的交易对象和资金流向并不深究。

　　早在今年5月份，福建省银监分局就曾下文要求其所辖下属分局加强对个人贷款项目的管理，龙岩市银监局也相应加强了监管。

　　据龙岩市银监会的调查，截至今年4月底，辖区银行业机构共向公职人员发放个人贷款约8.1亿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1.04%，贷款用途主要是个人消费。

　　张健生承认，贷款新规出来之后，银行目前对于30万元以下的贷款流向仍没有能力完全监管到位，而在龙岩，公务员的消费贷款额一般在30万元以下，这就给善于钻空子的人有机可乘。

　　而即使是超过30万元的大额贷款，如果其从银行流出后几经转手，银监部门在认定其最终用途上仍有难度。“譬如一个人因为装修房子的原因从工商银行里借了50万，随后他将钱存进了农业银行，再由农业银行存进兴业银行，而兴业银行里本来也有50万，他从中提取50万去炒股或者给担保公司，我们就很难追究他是不是将贷款挪作它用了。”张健生打比方说。

　　“公务员套取银行资金高利转贷现象在沿海地区可谓普遍现象，并非龙岩独有。”福建东南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其川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至于为何在近期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显然与国家宏观调控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关。”

　　杨其川分析认为，高利贷背后的本质原因是资源配置不公与产业结构失衡之下出现了富人太富，穷人太穷的结构性矛盾。当下货币发行过量导致的通货膨胀涌现，央行在短期内一再采取银根收紧措施，希图抑制通胀时，一些实力较差的企业，便容易陷入资金后续不足的困境，此时，手握大量货币的富人与那些在银行看来拥有较高信誉度的公务员，在利益驱动下，当然要蠢蠢欲动。

　　而在高利贷转贷打击方面，虽然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订后明确了“高利转贷罪”，但举目全国，因高利转贷罪被判刑的较少。比如，福建省到2006年底才出现第一例高利转贷案的宣判；而上海更是到2010年才出现首例宣判。

　　而按照我国现有法律，我国目前仅仅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部分不予保护，一般不会对放贷人进行额外的处罚。

　　“举个例子，张三借100万给李四，约定利息为三分，如果李四到期不还款，张三诉至法院，由于三分的利息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法院会将利息降到两分左右。”张健生对本报记者说。

　　担保公司的是非

　　“目前，银行里没有直接针对公务员的贷款项目。但是公务员的工作和收入相对稳定，可以支付消费，所以他们获得贷款相对顺利。”一银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而相比之下，中小企业要用生产出来的利润来还贷，本身就有风险，银行也不太愿意将钱贷给他们。”

　　但迫于身份限制，从银行拿到资金后，公务员一般不会直接放贷，而是将资金转贷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由他们再用作高息放贷。

　　“公务员从银行贷款的成本月息一般不到1分，担保公司的吸储成本在2分之内，然后担保公司放出去的收益率平均在3分左右，最高的可能会达到6分。”龙岩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担保公司最基本的功能，是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要求借款人找到第三方（担保公司或资质好的个人）为其做信用担保。

　　在一般情况下，担保公司根据银行的要求，让借款人出具相关的资质证明进行审核，之后将审核好的资料交到银行，银行复核后放款，担保公司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按照福建省的相关规定，信用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而在龙岩，为了降低风险，这个额度被压缩为5倍。

　　“作为银行业的监管部门，只能要求银行对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担保公司进行备案，无法直接对担保公司进行监督管理。”张健生说。这样一来，如果担保公司在与银行进行正常的业务往来之余，私下与公务员进行高息转贷，银监局很难发现和查处。

　　在龙岩市一银行从业人员看来，今年的货币政策让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信贷增量约为5万亿，增幅只有去年的一半。

　　“今年的授信额度已经做完了，这意味着以后企业很难从银行里借到钱。”张健生说。如此一来，无数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只能转求民间融资渠道。

　　“在龙岩，以前企业融资是借贷之间的直接对接，现在则多了一个平台—担保公司。”一熟悉龙岩金融环境的业内人士说。据其观察，以前不少老板都是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龙岩的房地产和煤矿等行业，而近两年来，因为看好民间融资的前景，不少老板直接将钱用来注册担保公司。

　　“这也是当前中国一些发达的沿海城市冠以‘担保公司’名头，实为做高利贷生意的机构会‘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原因所在。”杨其川说。

　　按照官方的数据显示，龙岩目前有担保公司共计有283家，总的注册资本在60亿-70亿之间，受龙岩市经信委的监督管辖。但据相关人士推测，如果算上大量冠以“投资公司”或者半公开身份的类似机构，龙岩担保公司的数量将超过上千家。

　　小地产商左右为难

　　龙岩土生土长的地产商老林也在2010年年中时卷入了担保公司的潮流之中。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初衷是让自己在生意场上保持竞争能力的举措，带给他的压力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在龙岩的房地产市场，我的房地产公司也只能算是一个二线企业。”老林说。在去年之前，他的生意开展尚算顺利。“以前只要地块能中标下来，就可以用它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贷款，等房子卖出去后，再把银行贷款还上。”

　　但进入201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国家收缩银根，多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再加上连续出台多项调控措施打压房价，银行基本上已经拒绝了对房地产商的项目贷款申请。

　　他对记者说，注册担保公司是一个迫不得已之举，因为在银行里借不到钱，在2010年初，他与几个相熟的合作伙伴共同出资100万成立担保公司，试图通过资金互借的方式来渡过难关。

　　如果是专业的担保公司，会有专门的放贷人和催款人，由于开支成本太大，所以放款利息会高达5-6分。“而我的担保公司的资金主要是在朋友之间周转，所以一般都放3分左右，本来以为是很安全的。”老林说。

　　但没想到开业半年之后，公司就发生了借款人跑路事件。“这一年就等于白干了。”老林悻悻地说。

　　在他自己看来，他选择的贷款对象本来是很有保障的。“他是做煤矿生意的，也还算朋友，”老林说，“我以每个月3分的息借给他30万周转。刚开始的一两个月还是按时付息的，后来就没交了，电话也关机了，到他家里找，他家人说他出差了，此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后来老林一打听，才知道此人不单是借了他们的30万，而且还欠下好几家担保公司近千万的债务。“他外表包装得很好，完全不像濒临破产的样子。”时至今日，老林还不能接受自己受骗的事实。

　　朋友的逃单让资金链本来就很紧的老林陷入困顿，他只能放慢房地产公司的开发速度，搁置对中标地块的开发，坐等形势好转。

　　但龙岩并没有因为老林的困顿而放慢它的城市开发速度。就在今年4月份，龙岩出台了《龙岩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草案）》，意图将自己打造成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西部中心城市和闽粤赣边交通枢纽。

　　整个6月，龙岩市区内的工地处处开花，基础设施建设和楼盘忙得热火朝天。在城市核心地段的世纪天成广场，虽然目前尚未竣工，但某些商铺已经被炒出每平方米超过10万元的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