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时锋

　　中国的相关部门正在对宏观经济数据泄露情况进行调查。出现泄密自然是人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数据和政府政策泄露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是一个“数出多门”的国家。美国联邦政府中，有13个机构自身主要职能就是实施统计，但美国联邦政府统计制度可谓保密和数据共享兼得。

　　在数据保密方面，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的法规和行政条款，保护数据采集和发布不涉嫌泄露公民或企业隐私；通过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所颁布的《统计项目和标准》，美国严格要求按时、定向地对外发布数据。

　　如何解析按时、定向的原则，负责美国GDP核算的经济分析局的做法可以借鉴。首先，经济分析局提前一年就制定并对外公布数据发布的时间表，且该表一旦发布即不可改变，以防止因数据发布时间变动影响公众和市场信心。

　　其次，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允许有限的一部分人提前知晓数据，但这部分人必须有明确的提前获知数据的需要。通俗地说，就是能不给就尽量不给。像GDP、个人收入、企业利润等核心数据，仅可以通过制定美国经济政策的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上报总统。但上报过程必须在经济分析局完成数据并准备好对外发布的新闻稿之后，以防政府高层在数据发布之前授意篡改数据。

　　最后，数据在发布前仅存在于经济分析局内，连主管经济分析局的美国商务部也无权随意查看。商务部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部长、其他商务部官员以及有报道需要的媒体若希望提前了解数据，只能在数据对外发布一个小时前在一个封闭环境中查阅或写稿。但不到数据正式发布时，这些官员和媒体既不能出去，也无法同外界联络。

　　当然，联邦政府有这么多的统计机构，保密太严格以至于互相防范也会影响工作效率。美国特意颁布了《机密信息保护和统计效率法》，允许在保护机密的前提下实行合作与交流。

　　笔者个人认为，中国主要的宏观数据统计部门在数据制作方面的保密措施已经有长足进步，能做到专人专线专机，又已确立数据按时发布机制。但同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数据传递链条太长，涉及部门太多，这个环节泄密风险恐怕也最大。

　　据笔者了解，无论是统计局、央行还是海关等部门，其制作的宏观经济数据在发布前要提前通知多个部门，既包括国家的主要领导，也包括主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部门，还包括官方智囊和研究机构。此外数据传递过程中，秘书、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等大量“非权限人员”存在许多接触点。部门、人员、接触点过多，难免在保密防范方面百密一疏。

　　还需注意数据传递的形式。中国政府已经大力推行电子化政务，但纸质报表、纸质文件在传递数据时仍被大量采用，这为偷查、偷阅带来可乘之机。未来如能更为广泛地推行电子化数据传递，严格给定官员阅览权限，实施数据文件开闭的历史记录和跟踪，相信能有助于减少传递中泄密的几率，一旦泄密之后也方便调查取证。

　　除了直接泄密，还要防范间接泄密。比如通过数据掮客，通过内部资料公开化，通过官员外出演讲讨论，通过延请外部会计、信用评级、咨询研究等第三方机构等形式对外泄密的情况需要严格查处。

　　当然，没有哪个国家能宣称自身制度臻于至善、万无一失。英国的保密制度堪称完善，但今年4月也出现了一起疑似泄密的事件。当时，赶在英国官方上午9点30分发布数据之前，被披露的交易商会议纪要就显示英国3月份的通胀数据将从2月份的4.4%滑落到4%，英镑随即先于官方数据发布下滑。不过，英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对数据可能泄露的怀疑发表声明，认为通过初步调查没有证据显示数据泄露。

　　保密数据的诱惑太大，且关系到国家安全。泄密与保密之间是一场没有硝烟，却也没有完结的长期“暗战”。笔者认为，完善制度假设、加大查处力度、明晰泄密后果都能提高中国数据的保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