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每次看到2岁左右的小女孩，林凤(化名)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的疼。

　　“我那个小闺女如果留住的话，也差不多这么大了。”林凤的话里透着悲伤。

　　29岁的林凤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女儿。在江苏北部这个偏僻的小乡村里，头胎是女儿的，只要交2万元就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丈夫态度坚决，“说啥也得生个小子。”2009年春天，怀孕4个月的林凤被丈夫逼着在邻村私人诊所照了B超，知道腹中胎儿是个女孩。

　　最终，在抗争无效之后，林凤含着眼泪不情愿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之后几个月，林凤没有露过笑脸。

　　“他们都说(流产)不算啥，可这是活生生一条命啊。”林凤说。

　　“失踪”之谜

　　林凤那连名字都不曾有的女儿只是中国无数个“失踪”女孩中的一个。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者姜全保、李树茁以及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推算，整个20世纪(1900~2000)中国“失踪女性”总量约在3559万人。

　　“失踪女性”(missing women)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

　　在正常出生性别比和分性别存活率条件下，正常的性别比［族群中雄性(男性)对雌性(女性)的比率］大致应该在102~107(以女孩为100)左右。但由于不少地方存在的男孩偏好，导致性别的天平出现严重失衡。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所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7)》，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升高，从1982年的108.5增加到2005年的118.6(如表所示)。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人口学家Nicholas Eberstadt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0~4岁的人口性别比为123，在某些省份，如江西、广东、海南、安徽等，这一年龄组的男孩甚至比女孩要多30%。

　　中国成为女性失踪的“重灾区”一点儿都不奇怪。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中长期存在男孩偏好并由此导致了对女孩各种形式的歧视。在生育控制技术尚不普及的古代和近代，对女孩的歧视难以在孕妇生产之前发生，于是多以溺婴等方式表现在生产之后。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著作《江村经济》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农村人口限制的现象。“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以至于全村0~5岁年龄组的性别比达到100个女孩比135个男孩的极端失衡状态。

　　根据李树茁等人的研究，失踪女性现象贯穿于中国整个20世纪。其论文《20世纪中国失踪女性数量的估计》指出，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女性失踪的比例一直比较高，最高的1940年前后达到14%左右。1960年至1970年比例较低，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女性失踪的比例开始稳步升高，一直达到2000年的7%左右。

　　根据人口学家的分析，女性失踪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背景，而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仅从生理上来说，女孩的存活率原本要高于男孩。

　　至于不同年代女性失踪的具体原因，李树茁等人分析，1950年之前，战乱、饥荒等导致的女孩高死亡率是主因。而自1980年之后，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规定的生育数量与群众的生育意愿有很大差距。当数量和性别不可兼得时，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使得中国父母获得理想子女规模和性别构成的途径从传统的溺弃女婴转变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由此导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

　　根据李树茁等人推算，1980~2000年间出生队列的失踪女性数量在920万人，比例为4.19%。

　　此前曾有观点认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出生性别失衡是由于女孩的瞒报和漏报。但据李树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专家的研究，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别失衡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专栏)4月28日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会上透露，本次统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这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时的118.59下降了0.53个百分点，比2009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9.45下降了1.39个百分点。

　　郑真真分析，尽管具体情况要等到人口分年龄和性别的数据公布之后才能清楚，但从总体来看，中国性别失衡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既没有恶化，也没有缓解。

　　李树茁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近十年来一直在120左右波动，没有出现根本性、方向性的转折，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两三年，在全国尤其是江西、广东等省出现了下降。

　　谁是受害者

　　6月1日，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江苏省铜山县一家乡镇幼儿园的小朋友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欢笑声传得很远。

　　园长张丽在电话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她的幼儿园总共有160个左右的小孩子，其中女孩子只有60个左右。

　　“女孩确实是很少，其他几个幼儿园也是这样。我们也觉得奇怪，女孩怎么会这么少？”张丽说。

　　张丽的幼儿园只是一个个案，无法由此推及整体。但从总体来说，中国女童的数量大大低于男童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数以千万计的女性“被失踪”，给女性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有些伤痛是隐而未发的，但它一旦发作起来，后果的严重性将超出人们的预计。

　　李树茁在与姜全保、刘慧君等人合作的《性别歧视的人口后果——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模拟分析》一文中清楚地分析了性别失衡的影响链条：父系制度、传统生育文化、养老需求、生育政策压力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其直接后果体现为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孩死亡率，间接后果则体现为影响人口总量和结构、影响适龄劳动人口、加剧老龄化、加剧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等，最终体现在社会上则是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并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出生的女婴相对数量少则意味着未来育龄妇女的相对数量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率的时代。多位人口学专家估计，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仅在1.3至1.5，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3到1.5个孩子，远远低于国际社会公认的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更加严峻的是，中国已经出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即老人越来越多，而0~14岁的青少年占人口比例却在逐渐减少。

　　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再加上超常的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人口学家频频发出警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婚姻挤压是一个男性人口过剩的社会无法逃避的痛苦之一。婚姻挤压是性别失衡最直接的后果。由于婚龄男女人口出现较大落差，大批同一种性别的人找不到配偶。

　　在中国，婚姻挤压集中表现为大批男性找不到配偶。根据李树茁等人的推算，到2050年，中国20岁到50岁的过剩男性人口将可能超过3000万人。

　　学者预言，无法找到配偶的男性在知识、经济等多方面往往是处于劣势，这样在社会底层形成的“光棍层”可能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而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男性同性恋的大量出现。

　　德国学者Gunnar Heinsohn在研究中则发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内战和革命也与成年男子的激增(Youth Bulge)有关。比如，他认为近来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就与这些国家的年轻男子激增有关。

　　作为女性，郑真真在对性别失衡影响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对女性的伤害。她强调，出生性别比偏高背后，不仅是女婴的生命权和女童的生存权受到伤害，更值得关注的是对育龄妇女的严重伤害。

　　对于部分育龄妇女来说，不光要承受社会和家庭男孩偏好的压力，同时也要承担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控制的压力。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于她们则是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创伤。B超扫描确定胎儿性别一般要在妊娠四个月之后，这种大月份的人工引产手术往往使妇女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

　　“性别平等、赋权妇女”是联合国提出的千年目标之一。而出生性别比偏高恰恰是性别不平等的具体表现。

　　“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受到限制和伤害，将会使整个社会乃至每一个人都付出代价，降低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郑真真说。

　　任何伤害别人的行为都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伤害到自己。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类只是无数个教训中的又一个。

　　治理之策

　　“甭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谁来找我都不给他们做。”鹿华(化名)口气很坚决。

　　鹿华开在江苏省一个乡村里的小诊所多年前购置了一台二手的B超机，此后附近乡村有不少人来找她做B超确定胎儿性别。她大着胆子做了几次。但后来管理越来越严，在被罚款一次之后，鹿华说什么也不再给人做胎儿鉴定了。

　　严格管理私自做胎儿性别鉴定的医务人员是中国为了缓解性别失衡现象所采取的多项措施之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从行政管理、宣传倡导、奖励扶助等方面着手治理性别失衡问题。

　　另据今年3月1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不仅提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规划也强调指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在行政管理方面，从1994年的《母婴保护法》、2001年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2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到2003的《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都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郑真真认为，中国最早从1986年就开始治理性别失衡，但是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治理成效并不是很明显。

　　鹿华分析称，行政管理措施可以增加实现胎儿性别选择的难度，可能会很快见效，但是管理成本相当高。而且仅仅依靠行政管理措施不能改变任何导致男孩偏好的因素。目前的宣传倡导工作在覆盖面和针对性上有一定局限性，而且观念和文化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至于奖励扶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农村家庭在经济上和养老保障上对男孩的需求，但由于一方面群众对政策的持久性存有疑虑，担心只是一项临时政策，另一方面，现行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奖励扶助，远远不足以填补农村缺乏养老保障的空白，因此难以消除人们对没有儿子的忧虑和不安全感。

　　李树茁认为，对性别失衡的治理工作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从统计数据来看，一方面，出生性别比仍然很高，另一方面，最近两年在某些省份已经开始下降。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有性别偏好的国家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李树茁说。

　　他认为，随着社保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应该可以得到逐步的改善。

　　李树茁在《性别歧视的人口后果》中曾提出建议，应从制度、文化、经济、政策等四个方面展开综合治理，包括改变单从父姓制、推广招赘婚姻、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等。

　　“综合治理性别失衡虽然要以政府为主导，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媒体、NGO组织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很大，中国现在这一块还很不足。”李树茁表示。

　　郑真真建议将出生性别比作为国家社会发展和妇女儿童发展的监测指标，但不宜作为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考核指标，更不适合制定短期目标突击治理。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这么多年虽然我们提倡‘男女平等’，但仍然存在诸多性别不平等现象。只有解决了性别不平等这个根本问题，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郑真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