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总裁卡恩因性丑闻下台后，谁将接替他执掌IMF，即成为构建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件大事。许多外国主流媒体提到了中国官员的名字，比如笔者看到，美联社、《华尔街日报》都曾将周小川(专栏)、朱民(专栏)列为总裁候选人；一些中国专家也认为，IMF总裁最佳人选在中国。

　　但西方媒体的猜测，在笔者看来，不过是追求“眼球效应”的一种手段：中国是许多国际新闻中的热词，这么大的国际金融事件，若无中国参与，怎么能吸引读者？如此看来，这又何尝不是在调侃中国人？而中国一些评论员的乐观，更像是不切实际的自我拔高，因为在这次总裁争夺战中，中国不会是“主角”，不管是周小川还是朱民，他们成为IMF总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并非否认两人的工作能力，但这是现实国际政治的必然结果。首先，即使周、朱有意竞选，他们也会受阻于当前国际金融领域的“潜规则”。潜规则有二，一是西方的阻挠，二是其它国家的猜忌。

　　谈及西方的阻挠，这就必然要提及IMF的重要性。在未来的国际金融格局中，IMF职权将大大加强。可以说，谁掌握了IMF，谁就在未来金融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点，其实中国人更有感觉———在当前西方对人民币汇率的攻势中，IMF就起着重要的帮衬作用。美国财长盖特纳就曾表示，IMF就应该担任金融“警察”的角色，“这也是IMF存在的目的”。《纽约时报》则有文章分析说，美国现在已无法单独逼迫中国做事，于是，就形成了对IMF的“新依赖”。

　　如何依赖？实质就是借助IMF，向中国施压，迫人民币升值。刚下台的前总裁卡恩就曾多次宣扬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据内部人士透露，卡恩当初曾一度同意美国的建议：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不增加中国在IMF的份额，但他的观点也遭致广泛批评而不得不放弃。对于这么重要的职位，西方自不会轻易地拱手让出，更遑论将其送到中国人手中。

　　再谈其它国家的猜忌。在当前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中，形成有两大阵营。一是西方世界，二是新兴国家。新兴国家中，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立场接近，都要求加快改革，都要求提高新兴国家的份额，都要求打破欧美对IMF和IMF最高职位的垄断。

　　在与西方国家博弈时，至少是有时，新兴国家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但如果关起门来，它们在不少问题上也存有分歧。比如在IMF领导权上，这些新兴大国也都有类似推举自己人的打算，因此即使中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也未必会得到其它国家的支持。

　　其次，中国人还难以入主IMF，还有自身原因，那就是我们缺乏能为国际广泛接受的有经验、有威望的高级官员。纵观以前的IMF总裁或世行行长，虽被欧美包办，其一般都有担任相关国家内阁级官员的资历；此外，作为国际金融组织领导人，其本身都有资深的专业背景，并熟练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对照这两个基本要求，可发现我们的财经官员大都站在门槛之外。

　　因此，当前IMF总裁争夺虽很热闹，但中国却只能是“配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袖手旁观。对中国来说，既然本国官员不具有竞争力，何妨支持其它新兴国家人选；考虑到其它新兴大国的诸多利益瓜葛，中国更可倾向于支持一些独立的新兴小国的候选人。另外，如果希望欧洲能知恩图报，也不妨支持一下欧洲候选人，只是不要因此犯外交错误，疏远了新兴国家的朋友。

　　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在关键性的国际金融领导职位上只能成为“看客”，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尴尬。尴尬之余，我们更应该是反省：一，这可能正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现实地位，中国要取得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还有漫漫长路要走；二，中国的国际人才储备太缺乏了，须知“朝中有人好办事”，中国要想为崛起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就必须为本国、也为世界，不拘一格选好人才、用好人才。(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