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昌成 发自湖南长沙

　　5月中旬的长沙，每逢夜晚，街景都会因为限电而晦暗。据长沙市电力部门称，12日至14日，长沙城区共有422条线路停电，时间为当天零时至24时。随着“停一供二”线路数量不断刷新纪录，“明天我家会不会停电”成为今年长沙市民中的一个流行语。

　　据长沙市工信委党委书记、主任赵跃驷表示，在五月初期，长沙的电力缺口达到40%。如果细细回顾历史，自从拥有电灯以来，长沙一百多年的用电史也是一部缺电史。1909年湖南电灯公司成立，正式宣告了长沙的光明时代真正来临。

　　随后几番风雨，湖南电灯公司几经变迁，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仍是长沙主要的电力源，其时的老长沙电厂仍然在用湖南电灯公司当年的发电设备。

　　而对于长沙来说，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始终没有办法治愈自己供电不足的痼疾。

　　湖南电灯公司旧事

　　如果你沿着长沙市区标志性风景湘江风光带一直走，途经为纪念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而建的杜甫江阁，不久就可以来到湖南电灯公司遗址所在地。

　　“创办湖南电灯公司可能是我爷爷陈文玮生平做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87岁的老人、湖南大学副教授陈荣祖说。

　　1900至1909年间，长沙并无电灯，洋商先行一步，四处试探建立电灯公司的可能性。湖南商会会长陈文玮深感“若不急图抵制，则不仅利权外溢，损失遍于湘垣，而且交涉日多，纠葛蔓延于官署”。

　　陈文玮在家族中排行第十，其大哥陈啓泰曾任监察御史与江苏巡抚，五弟陈文玑做过浙江宁波知府。陈早年曾参加过一次生员考试，落选后无意科举，转而投身商海。他从绸缎庄小伙计起步，后随着生意的兴旺，成为湖南知名士绅，并在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湖南省督抚财政司司长。

　　1909年，陈文玮与长沙士绅李达璋、饶祖荣发起组织“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批准后开始在长沙、汉口等地设立招股处，至1917年，前后股本共50万元。招股章程规定，入股在2000元以上者，方有被推举为公司董事的资格。

　　陈荣祖之父陈朴曾在美国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在大学任教，并以10万元的股金兼任湖南电灯公司董事。他将股金分成若干份，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成了电灯公司的董事。时至今日，陈荣祖还记得自己在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股东在湖南电灯公司开股东大会时的情景，当时她只有12岁，是电灯公司最小的股东。

　　据陈文玮之孙陈复祖(2010年离世)在一本回忆录中记载，陈文玮不识外文，之前亦少与洋行交往。为了采购设备，他委派公司总工程师前往上海成立办事处，专司购置设备事宜。经过反复挑选，最后同德国瑞记洋行签约，从西门子公司购置了第一批三组160千瓦蒸汽发电机、三台低压水管式锅炉，总容量为480千瓦。

　　1911年5月28日，湖南电灯公司正式发电，每天下午6点开机发电，晚上12点停机停电，至1914年改为24小时发电，并安装电表，可以随时启闭，各界无不称便，定装灯数增如到4000多盏。

　　陈复祖曾在书中描述了湖南电灯公司的总部：迈上几级石阶，跨进大门，迎面是一个大厅。左侧是一个宽大的营业部，设有高高的柜台。柜台后面，职员们坐在各自的办公桌边，低头忙碌，还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算盘声。营业部里有一扇门，通向萧莱生经理的办事房。它同爷爷(陈文玮)的办事房正好隔着一个天井。大厅右侧，有一间浴室，安装着暖气管和配有冷热水管龙头的搪瓷浴盆。

　　在总部的二楼，另有一个宽阔的大厅，设有主席台。每年就在这里召开股东大会。有一年的股东大会，曾有人指责公司管理不善，继而煽动小股东退股。股东之一、陈文玮的女婿余明秋是一位湘军军官，他涨红着脸，大步走上主席台，从腰间拔出手枪，大声吼道：“公司业务正常，大家年年赚钱，还要这样无理取闹，真是岂有此理！”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大会得以继续进行。

　　在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中，湖南电灯公司的发电设备焚毁严重，办公楼亦受损，营业中止。战后电厂恢复发电，新中国建立后改建为长沙发电厂，据《长沙市电业志》记载，该厂1949年发电量为1259万度，1958年发电量为6055万度，当时在湖南省的发电容量比重较大，是省内电力骨干企业之一。

　　退役机组坚持发电

　　1954年，上了3个月电力中专的郭正平被招录到长沙发电厂，这一年他才16岁。他先在电厂里当学徒，6个月后转为正式的3级工人，担任发电机组蒸汽轮机副司机。

　　早在他进厂前的1952年9月，新中国就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多等级工资制度，工人实行8级工资制，技术人员和职员实行职务等级工资。而在电厂工作的他，除了吃饭免费之外，每个月还可以拿到37.5元的工资，这在当时也算是不少的收入。

　　电厂将工人分为早中晚三班，发电机组日夜不息地运转着，大约有10个工人来看管和操作。当锅炉里的蒸汽压力达到28kg/c㎡时，就可以让汽轮机转动起来，当它达到每分钟3000转的速率时，与其相连的发电机组就会产生电流。

　　郭正平所在的是功率为2500瓦的二号发电机组，而汽轮机是从英国的一艘海轮上拆下来的，他负责看汽轮机上的凝结器。

　　将近50年之后，他还对当时的工作环境记忆犹新。锅炉使室内的气温升高到50摄氏度，只要一走进机房，人就成了落汤鸡。而机器的轰鸣声会让他即使已经回到家中，耳朵仍是嗡嗡作响。

　　由于煤耗大，厂里的机组被工人戏称为“煤老虎”。从1911年建厂到1950年中期，长沙发电厂的锅炉均无除尘设备，因此常常是浓烟滚滚。50年代初期职工进厂区只得戴着眼镜或低头行走，办公桌上一层黑灰，严重污染了环境。

　　郭正平记得，他刚进厂的时候，机组每发一度电要消耗1.2公斤煤。那时候大家都不敢朝天上看，因为一抬头，煤灰就会簌簌地落到脸上。在当时，他们的工厂每年需排干灰0.5万吨，向湘江排放小灰水17.28万吨，成为最早的长沙市区和湘江污染源之一。

　　在当时，工厂的发展较快，电厂的煤耗也逐渐降到每度电0.7公斤。1958年，长沙电厂的发电量为6055万度，在湖南省的发电容量比重较大，是省内电力骨干企业之一。

　　1981年12月，该厂下放归长沙电业局管辖。此时机组陈旧老化的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1986年，长沙市电业局上报华中电业管理局，将长沙电厂的机组定为退役机组，但为了缓和电力供需矛盾，仍继续维持发电。

　　“1949-1990年，该厂累积发电17.31亿千瓦时。”《长沙电业志》中记载。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长沙电荒闹得最为严重的时候，由当时湖南电灯公司购置的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百年老锅炉仍在发挥作用。

　　2000年之后，随着国务院批准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为特征的电力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原属于长沙市电业局的长沙电厂正式停业，其发电机组及相关器材以99万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私营的废品回收公司。

　　“我们公司本来也想参加发电厂机组的收购。”5月21日，长沙市蓝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业务副总对本报记者说，“但当时我们和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一样，生产和经营上都遇到了困难，拿不出钱来，只有私营企业有这么大的气概。”据其透露，该私企老板当时还收购了长沙钢厂的大部分机组。

　　难愈之痛

　　千禧年之后，长沙市用电量每年增长20%以上。由于湖南省已开发的水电电源大多集中在湘西、湘南地区，长距离的“西电东送”常受电网不通等情况的制约，导致不能正常供电。

　　另外，自2000年长沙电厂彻底停业之后，在此后的5年间，作为省会城市的长沙没有一座发电厂，这直接导致其境内无任何统调电源，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是极为罕见的。

　　为解决长沙用电紧张局面，2003年10月21日，湖南省政府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签订了湖南省电力工业发展的合作意向书，并于当年年底在望城县铜官镇境内动工开建华电长沙电厂。

　　2007年，华电长沙电厂一期工程1号60万千瓦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同步建设的烟气脱硫、脱硝装置也同时投入运行，长沙结束了没有支撑电源的历史。

　　但即使如此，在2008年的7月，长沙仍电荒频现。在7月2日当天，长沙市用电量需求高达4547万度，但用电缺口接近用电总量的1/3。

　　而在今年4月份之后，长沙电厂两台60万千瓦发电机组经常处于“双击满发”的状态，尽力保障长沙城乡居民生活用电。但即使这样，在4月30日，政府仍不免要提出“要有序用电”，并且已经因此而造成损失：在4月30日至5月5日，短短6天的时间里，长沙因为限电而导致工业损失产值84亿元，损失利税13.8亿元。

　　“按照今年湖南电网的缺口，水位偏低，水电出力不足。到盛夏期间，长沙市供电缺口至少有一半以上。”一名华电长沙电厂的工作人员说。据其透露，当前湘潭、株洲的电厂都有机组在检修，到六月份都启机时能够缓解供电不足的情况，但缺口太大，限电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