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刚刚主持人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胡教授第一届参与论坛时也讨论过这个题目，我想这个题目不会成为陆家嘴论坛的长期讨论题目。刚才主持人从正反两面谈了这个问题，确实是争议分歧很大，但是我个人补充一点看法，从中国发展的当前特定阶段来看，最近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们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国际收支的平衡模式在出现转变，逐步进入个人投资阶段，更多需要一个可兑换国际化的货币机构，这些大家都研究得非常充分了。我只是想补充一点直观的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来看，基本上每一次贸易向下、资本向下的开放，类似风险控制能力不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等这种担心，这些都存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充斥在媒体上讨论的都是“狼来了”，“要破产”“失业问题”，包括金融业类似这样讨论，事实证明，对中国企业、金融机构将来说，你给他一个应对的能力和空间后，他的市场反应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强。我早上正好碰到香港政府的一个负责人，我相信他愿意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尽可能慢一点，因为这样就使得香港离岸市场发展更快，从1千亿，3千亿，现在4千亿，明年到2万亿，有足够的时间发展离岸市场，让他避免还在发展起步阶段受到上海市场开放带来的冲击，我就谈这点，谢谢。

　　【互动环节】

　　这个题目非常有趣，有两个嘉宾向主持人申请回应，我先申请一下，潘英丽教授是第二位申请的。我想刚刚一轮发言，我听下来差距不是太大，我和胡祖六(专栏)、蔡洪平(专栏)不是呼吁急进的、不顾条件地推进市场化，我们也意识到通过开放来促进国内改革是目前很重要的路径。比如说香港的离岸市场发展，接下来会碰到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问题，必须要提供有深度、有吸纳力的一个承载市场，这是一个互动过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到了1万亿、2万亿、3万亿，需要找一个债券市场来承载，才会发现国内的债券市场承载不了。这个互动需要一个突破口来启动。

　　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资本管制或者说放松资本项目可兑换，谁是得意者？谁是受损者？在资本管制条件下，不可兑换条件下，能够获得对外投资和外汇应用的，往往是一些游说能力强的大型垄断企业。我们大量有创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本来很有创意很有想法，但却得不到这样的审批机会。而在放松资本管制之后，市场化的有活力的金融机构获得发展机会，他不用跑到北京去审批要额度，他就能集中注意力发展它的衍生工具，发展它的风险管理工具。所以说，真正受到冲击大一点的，是在管制下能够获得一部分管制资源的垄断型企业，以及宏观金融决策管理部门，它们是受冲击者。

　　改革有一个悖论。大家都知道在国内你要想投一点股权，没15倍都进不去，但是全世界能够找到4倍、5倍、6倍的PE，香港现在还有很多，不行不给大家去投，非要让大家买ST、PT，哪个配置风险高？我看后者风险更高。其实受冲击的主要是决策部门，它的不确定性多了，需要面对的市场更广，要考虑的角色更多，他最有可能选择的就是“拖”，而且管制本身带来了权利。上海能做什么？只要涉及到跨境交易都要到北京去审批，你还能做金融中心？那你就只能一直做金融论坛。

　　我们现在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我做过一个统计，大概5-8年之后资本项目开放可兑换。我感觉，“积极稳健”不等于无所作为，我觉得我们老是讨论积极稳健推进，就等于我们一直讨论下去，应该设定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去倒逼，你说积极稳健是多长时间？是五年、十年？你要倒推利率市场化、债权市场化。在这点上不是反复讨论的问题，应该设定一个清晰的时间表，一个路线图，各方面来积极推进，我们准备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倒逼的动力，不然一直要这样讨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