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专栏)

　　对于故宫，一般人的印象是厚厚的高高的红墙，威严的皇家宫廷，以及数不清的奇珍异宝。在故宫工作的人，不说不食人间烟火吧，但至少是不会太去理会外面的风云变幻，其文化素养、道德文章，非宏儒大家，配不上故宫的身份。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故宫对北京警方送的锦旗竟然把“捍”写成“撼”，将一座有着丰富历史的属于全民资源的建福宫变身为顶级富豪私人会所。原来故宫是这样的“没文化”，汲汲于营生。如此也就罢了，在事情曝光遭到人们批评后，故宫有关方面负责人起初还死不认错，极力加以否认，后来虽然“向公众致歉”，又把责任推给下属的部门和公司。有了这样的“示范”，故宫网站的编辑也才敢理直气壮地骂批评它的网民是“为了出名”。真应感谢那个“业余小偷”，让人们看到了故宫的这一连串活剧。经过此番“折腾”，我想故宫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势必从过去的高居云端跌落到凡尘。

　　或许故宫方面觉得舆论这样不依不饶的批评和围观自己有些不厚道，但谁叫你是“故宫”呢？一个最需要敬畏文化和道德的地方，表现出没有丝毫的文化和道德，人们当然要探究“真相”：将无数奇珍异宝委托给这样的“故宫”照看，会产生什么后果？

　　现在应该说，通过故宫自己的表演，“真相”已部分出来了，这就是：故宫在褪去那件神秘的外衣后，露出的里子却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官僚主义。故宫的丑闻可说是这种官僚体制、官办文化的必然产物。

　　中国是一个官僚主导的国家，尽管人们或许会理智地认知到，普天之下，没有官僚体制触及不到的地方，社会的价值评判都是按官定标准来进行的；但是，总会幻想着应该出一两个意外，而像故宫这样钻在故纸堆，在历史、艺术和考据中“生活”的文化机构，应该是个例外，至少官僚的色彩比其他文化和教育机构要淡化。然而，与人们的想象恰恰相反，它的官僚色彩一点不比别人少。故宫在回应外界对其错字的微博中称，锦旗乃保卫部门负责，制作后未交院里检查，发现错字后未向领导请示。从这则微博中出现的“未交院里检查”、“未向领导请示”等用词来看，故宫的官僚等级何其森严。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曾对官僚主义做了经典的表述，称其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官气十足，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故宫对外界批评的回应活脱脱就是这样一个翻版。从开始的死不认错，公然否认，到将责任推给下属单位，乃至于现在干脆就不回应，一副“任凭风浪起，能奈我何”的神态跃然出来，权力的傲慢由此可见一斑。

　　学界对官僚体制在经济方面的危害、对官办经济的表现探讨得比较多，对官僚体制在文化方面的危害、对官办文化的表现则研究得比较少。实际上，官办文化对文化发展的戕害比官办经济严重得多。文化是最需要创造力的，但官办文化像官办经济一样，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文化企业，同时在官办文化单位内部实行专制管理，最后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却没有同步发展，呈现出繁而未荣的格局，尤其是文化创造力的缺乏，文化大师的阙如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具体来说，与官办经济一样，官办文化首先也追求政绩——文化GDP，对故宫这样的文博单位，就是追求包括门票收入在内的单位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为此，在对领导体制的配置以及内部管理上，懂不懂文化，是不是按照文化的发展规律办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来经营，变成单位收入。所以，人们看到，故宫现任的七位领导中，真正研究考古和艺术的没有，唯一的一位博士领导还是学工科的。这与故宫的性质很不相称，但在官僚体制下，却再正常不过。从而，这样一个领导配置结构，也就很难将故宫当做一个真正的文化机构来看待和管理，更多是把故宫当做一个经济实体来经营。这些年，故宫从不限制游客数量；一边大修，一边进行歌剧表演；引进星巴克咖啡，卖“综合了文化因素”的天价拉面，乃至现在将建福宫建成富豪顶级会所等，都是此种经营思路的体现。

　　官办文化的第二个表现是，滥用公共资源，随意提价，以谋取小团体利益。像故宫这样的文化资源，某种程度上具有唯一性，作为全民的公共资产，是不可随意更改用途，或者随意定价的，但现在太多的文化单位，在官僚体制的主导下，不通过听证，就将公共的资源通过改变性质，用于商业开发，或者随意涨价，来获取小团体的利益。这点跟官办垄断国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副部级单位故宫，今次连串丑闻的发生，虽是由一个小毛贼引起，看似有些偶然，但偶然中实有必然。换言之，官僚体制迟早会使故宫出丑，只要故宫还在按官办文化那套办事，这就是它无法避免的命运。

　　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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