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对于4月份贸易顺差超预期，有官方分析认为是暂时的现象，并认为随着五六月份进口加大，以及欧盟市场会逐渐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今年中国贸易顺差会越来越小，而出现逆差的次数却要比去年和前年多。那么，导致4月份贸易顺差超预期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贸易政策转变以及中国进出口贸易平衡状况改善，与中国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相关的风险防范应有哪些？

　　相关问题，《华夏时报》记者5月19日专访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请他发表观点。

　　顺差不会大起大落

　　《华夏时报》：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宏观数据称，进出口由一季度逆差转为顺差102.8亿美元。有分析认为这种顺差只是暂时现象。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赵忠秀：我不赞同所谓“暂时现象”的说法。我认为，从中国的贸易结构来看，保持一定的顺差，应是一种常态，这其实在今年3月份就已有所显现，而到4月份，则更加明显。

　　中国贸易结构的调整，不可能立竿见影。否则，刚好说明过去对于贸易有很强力的操纵或控制。中国贸易顺差格局的形成，是当今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一个必然反映，现在，中国正试图通过加大政策调整力度，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由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出现，有一定的内生性，所以，4月份出现102.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和正常的现象。虽然到五六月份，贸易顺差可能会有所减小，但不太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状况。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导致4月份贸易顺差超预期的重要原因是什么？今年顺差额会减少、并且出现逆差的次数会比去年和前年增加很多吗？

　　赵忠秀：从中国进出口贸易近十年来的走势看，每年4月份，都是外贸业务的一个季节性小高潮，对于进出口业务而言，都很正常。但4月份贸易顺差超预期也有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高位盘整、略有回落的因素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4月份进口同比增长，环比进口额下降5.2%，这实际上是个短期现象，但却对顺差有所支撑。而2月份的较大逆差，则有进口支付增加的因素存在。所以，那并不是正常状态。

　　汇率应有宽幅波动

　　《华夏时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其对中国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的影响，您有何评估？

　　赵忠秀：人民币升值并不简单地只是和贸易相关，而是和整个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当前的外汇储备状况密切相关。若单纯从人民币汇率调整如何减小贸易顺差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关联并不大。并非人民币升值就可减小贸易顺差，就可实现贸易平衡。

　　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所谓贸易平衡的观念，实际是很外行的看法，或是政治家们的某种说辞而已。世界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才是相对的。我们不可能追求到真正的平衡，除非没有贸易，那就平衡了。所谓追求贸易平衡的观念，放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有一定的道理，但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所导致的不平衡，是个理所当然的现象，除非强制性地调结构。美国也在试图调结构，比如美国对有些商品，希望不再进口，而是自己生产，另外多增加出口。奥巴马总统正在做这个工作，正在强调出口，强调贸易带给美国利益和就业机会。但从长远来看，美国这是在走回头路。然而奥巴马正迫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得不对美国贸易政策作出某种修正。

　　所以，我反对将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平衡问题相挂钩，而应当将其脱钩。有观点认为第一季度我国出现贸易逆差可以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并为此感到欣慰，这恰恰等于承认人民币低估导致贸易顺差，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当今的经济逻辑。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更复杂更宏观的问题。但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又实际上产生了影响，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倒置。其影响表现为，对于一般贸易而言，出口变得困难了，这是因为出口的成本有所上升，却又不能将成本上升的因素转移到下游或国外。

　　观察中国正在进行的贸易结构的调整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浙江等地的中小外贸企业，目前处于生存十分困难的境地。这些企业虽然面临不断亏损，却又不能马上停工，否则亏损将更大。这就是微观经济中的所谓“关门点”问题。这些企业尚未达到“关门点',所以只能忍受亏损。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需要有能力提高自己的产品在国外的售价，包括通过产品升级、提高产品质量等方式来实现目标。而这实际都是促进出口结构优化的政策意图所在。

　　所以，允许人民币有一定程度的升值，对于调整贸易结构，是有好处的，但这需要付出短期的代价。也就是说，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了，另一方面，压力之下外贸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并且其生产率增速大于人民币升值速度，则企业当然仍能从中获益，也说明其竞争力增强了。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的联动效应，目前国内货币政策在收紧，企业贷款困难，所面对的不利因素加大。所以，仍应密切关注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如果出现经济增长比较明显的下滑，我相信政策必然再做调整。因为现在国内资金市场年化利率已经很高，企业经营环境已经很不好。

　　《华夏时报》：众所周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更多来自国外，您预估政府允许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会有多大？

　　赵忠秀：我认为，应该不会加速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利益。如果有预期人民币将加速升值，就将更进一步导致热钱流入，也将导致贸易不平衡状况更进一步加剧。其实，在当前的环境下，应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双向变动，并应能够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如果能够让企业经营适应这种经常波动的汇率环境，就能够起到练企业内功的作用。

　　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推动国内的金融创新，推动出现更多的能够有效规避货币升值或贬值风险的金融产品或手段。现在国内这类产品或手段还非常少，这让出口企业恐怕只能面临死亏的局面。而对进口企业而言，却希望人民币汇率升值越多越好。比如中石化会希望汇率升得越多越好，这样进口原油会相对便宜，而中石油却会对此并不高兴。

　　进口期待贸易便利

　　《华夏时报》：如何看待中国外贸政策的转变对中国全年贸易平衡状况的影响？

　　赵忠秀：中国从2007年开始的外贸政策的调整，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稳出口”，而不是压出口，还是要千方百计增强出口竞争力。从中国当前的出口结构来看，排在前五位的，首先是计算机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第二是服装，第三是纺织品，第四又回到手持无线电话及零件等IT类产品。很明显，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方面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电子类产品。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的生产结构。我想，保持出口政策的稳定性，使得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依然保持竞争优势，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种积极的贸易平衡姿态。

　　在扩大进口方面，可能需要关注两个方向。一个是被动扩大进口。单从进口量来看，排在前几位的主要是资源型产品，其中包括原油、铁矿石、初级形态的塑料、铜，等等，都是为了生产的目的而进口，价格话语权却不在我们手中。另一个是最终消费类产品的进口。这可以促进国内商业业态的发展，比如目前关注度高的奢侈品等，其与国内企业的产品没有竞争冲突，因此可以扩大进口，提高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这是外贸政策未来调整的一个着力点，也是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将促进进口贸易的便利化，促进海关、商检等各相关部门的政策协调。这同时也会促进贸易顺差额的下降。

　　但目前来看，贸易顺差不会有太多的下降，也不会出现较长时间的逆差。中国的贸易结构，不会快速转到这样一种状况上来。毕竟，中国已经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目前根本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发行钞票或通过借贷，就可以支撑国内消费，就可以容忍经常项目的长期逆差。中国的货币体系也不能够对此加以支撑。

　　《华夏时报》：从商务部确立的主要工作目标“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来看，今年完成扩进口和减顺差的目标尚需哪些必要条件？

　　赵忠秀：除了保持出口的稳定，进口这一块，自主性要加大一些。从生产性的资源型产品进口，扩展到最终消费类产品的进口，需要一个进一步放松的环境，以降低进口成本。比如关税方面，实际应有结构性下调的余地，再比如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等。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目前国内市场或商业形态依然效率很低，并不很通畅。为什么国内超市会有很高的所谓进场费，会有很高的物流成本，而消费者却并未能从中受益？所以，应进一步推进国内市场的竞争，真正让老百姓从扩大进口中获得实惠，而不是任扩大进口转变为商家的一种利润。这实际上涉及到国内流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在大宗商品进口方面，中国目前缺少价格话语权，我们如何运用整个国家的巨大市场规模，提高议价能力？我们也应可以通过调节库存的方式，来调节国际市场价格，调节贸易量，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

　　目前大宗商品交易多是现货交易，所反映的都是直接需求，我们的战略性库存还做得很不够，我们应将数万亿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从金融资产储备变成实物储备，这应成为我们重要的战略思路。

　　所以，调整外贸结构，并非微观层面的事情，也并非商务部一个部门的事情，而需要中央政府有更宏观的把握，需要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有比较好的协调。但我们看到，目前国内这方面的协调机制并不很通畅。

　　政策须从源头调整

　　《华夏时报》：如何看待中国贸易政策转变以及中国进出口贸易平衡状况改善与中国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相关的风险防范应有哪些？

　　赵忠秀：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外贸政策的调整应该说比较到位。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要轻易地再做调整，或者说收紧，包括出口退税、出口融资担保，等等。中小企业如何适应目前趋紧的货币环境，并能够生存下去，面临着实际压力。比如，如何提高产品品质和售价等，这种压力从2007年以来，其实一直存在。一部分企业因此死掉，这是一种自然的优胜劣汰。对单个企业来说是灾难，对国家经济肌体，却未必不是好事情。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中小企业亏损，如果导致三分之一的企业不能开工，问题将会很严重。那时，相信宏观政策一定会做出调整。

　　《华夏时报》：中国未来的进口政策制定如果从生产导向型向更加中性的自由贸易型转变，直至以促进国民福利为进口政策制定之导向，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将会对国内和国际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忠秀：这虽是个趋向，但显然短期内我们还很难达到目标。中国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依然需要依靠外向型经济的驱动，依然需要依靠生产和出口来积累财富，而不能依靠拥有货币发行权来先天获得财富。但这并不排除通过经济的持续性改善，通过扩大进口，通过扩大消费，来提高国民福利。在过去的管制体制下，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与国民的贡献相匹配的福利，比如进口的汽车等许多高档商品，我们都支付了高昂的价格，实际削减了国民应享受的福利。

　　《华夏时报》：在您的研究领域，比如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涉及当下的中国外贸政策与进出口贸易现状方面，有怎样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政策建议？

　　赵忠秀：我认为，分析目前形成的中国贸易结构，制定或调整中国的外贸政策，不能单纯看中国，而至少要看整个亚洲，看整个亚洲所形成的供应链。中国实际上是亚洲经济体的一个核心，而不仅仅是中国对世界。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到这个区域特点，应当有这个大视野，这样，很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亚洲的经济分工体系，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能够在亚洲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并且，中国强力的政府优势，能够在知识产权、在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有后发优势和体制优势，这实际上等于有了在更广范围内配置技术资源的能力，这是中国未来获取竞争优势的非常关键的因素，而不再是被动接受分工的格局，我们将能够主动调整分工结构，所以，这就需要政府各部门能够形成合力，同时，还要尽可能合规，而不要与之相冲突。这包括在自主知识产权、在产业扶持引导政策等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巧妙一些。

　　《华夏时报》：这是否应当成为外贸政策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维？

　　赵忠秀：是的。因为贸易最终所反映的是一种结果，但有时候仅仅调整结果是无用的，必须从源头开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