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为期两天的第三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拉开帷幕。本次以“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为主题的对话，在议题设置上凸显出了全面和务实的新特征。这既反映在中美在经济对话层面设置了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等四项务实的议题；同时中美战略安全首次置入对话更映衬出双方在增加战略互信方面的务实努力。

　　当前中美在战略互信方面缺乏有效共识为不争之现实，但把双方战略互信的不足诠释为中美S&ED对话的障碍，并由此把中美利益博弈框定为利益再平衡式冲突的战略，则是认知上的误区。殊不知，正是中美在诸多问题上缺乏有效的互信共识，且中美利益博弈并非完全冲突的零和游戏，双方才积极探寻协调利益分歧的竞合对话机制之可能。

　　以人民币汇率为例，当前中美都认为人民币问题是汇率机制问题，美方在表观上给人以更注重人民币升值幅度，源自美方认为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妨碍”了人民币回归均衡状态。这与中国强调人民币汇率机制重要性并不存在聚焦点上的分歧。所不同的是中国贸易部门的市场化获得极大收益，但汇率管制却使政府包揽了汇兑风险损益——即人民币汇率收益与风险的不匹配性。这意味着美方若看不到“正是中国外汇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管控产品和服务管理外汇风险”这一牵制人民币汇改进程的现实问题，那么中美在人民币汇率将缺乏起码的利益共识。

　　本次中美对话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分散到贸易与投资合作等议题内，透射出目前国际政经形势的变化正在改变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形态，这使中美在贸易和投资合作等方面存在日益广泛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合作空间。具体而言，国际贸易融资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正抬高国际贸易成本和风险，如最近美国制造业出现的旧产业回流迹象，至少反映危机前在发达市场投资收益率低、且酝酿向中国等转移的制造项目，目前在发达市场与新兴经济体间的投资收益差距在缩小，接近市场的优势使这些制造项目开始倾向于在本地投资布局。

　　在新的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下，中国若要与发达市场在部分投资收益日益缩小的国际分工中继续聚敛竞争优势，需要同美国等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展开有效合作，以尽可能地降低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转移成本，缓解各国日益高企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即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能源等要素资源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使中国劳动力价格和能源等要素价格都面临重新估值风险，这使得中国国际竞争优势的维系已无法继续通过缺乏稳定性的FDI投资优惠和价格竞争优惠，而更趋向于为有利于经济和产业升级的FDI提供低市场交易成本的环境。

　　对美国而言，中国等要素资源系统性重估和国际贸易成本走高，确实缩小了中美在部分制造领域的投资收益差距，这有助于缓解美国当前无就业复苏之风险，但事实上回流美国的制造业目前仅限于附加值较高的中高端流程，而非完整的制造产业链。鉴于此，美国部分制造业项目的回流或暂停转移，同样依赖于降低双边贸易和投资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毕竟，当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集中于加工贸易领域。因此，当前中美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竞合空间比过去更为明朗。

　　与此同时，中美在S&ED中首次引入战略安全对话，进一步增加了中美双方的利益合作空间。我们认为，当前美国受财政赤字影响使其有强烈的动机压缩海外军费开支，选择性地提供国际安全保障服务；而当前中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则意味着加强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以降低国际贸易风险和成本，不仅符合自身利益，而且有助于增强中美间的互信，从而为中国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竞合对话提供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