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 言咏 宋平 马莉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的第二天，王丰就在媒体上发表评论，呼吁结束“一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放开“二胎”。他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已经呼吁改变现有人口政策多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2000年的12.65亿增至13.39亿。0~14岁人口占16.60%，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与2000年的普查相比，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

　　王丰认为，这个数据再次验证了他关于中国人口生育率过低、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判断。

　　反对的声音来自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简称国家人口计生委)，以及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这样的学者。

　　在王丰发文呼吁放开“二胎”的前三天，翟振武和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于学军一起，在中南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官员讲解人口问题。

　　于学军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现在辽宁挂职副市长。他的观点与翟振武一致。他们都认为，虽然现在已经是低生育率，但未来可能会有所反弹，因此，人口政策有必要保持其稳定性和均衡性，应该审慎放开“二胎”。

　　自从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红利结束的趋势凸显之后，对中国人口政策走向的争议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此次“六普”数据的公布，让持续已久的争议更加白热化，将中国的人口政策带到了岔路口。

　　虽然人口政策的未来走向暂无定论，但一些迹象显示，未来政策可能仍倾向于逐步“微调”，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二胎”不会放开。

　　生育率：铁定1.8以下

　　根据此次“六普”数据推断，王丰认为，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5，多年以来中国官方把生育率严重高估了。

　　此前，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称中国的生育率是1.8。

　　与王丰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郭志刚。他在4月29日撰文指出，根据“六普”数据，目前中国生育率不可能是人口主管部门所称的1.8，而是显著更低，甚至低于1.5。因为，如果按照生育率1.8推算，此次普查公布的总人口数应该比“十一五”期间的人口规划少2000万。

　　“我觉得按统计数据来看，生育率已经下降到很可怕的程度了，”梁中堂说，“未来的结果是劳动力很缺乏，无法支撑这个庞大的社会。”梁中堂是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专家委员，26年前，他曾被特批在山西翼城试点其二胎晚育理论，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

　　即便按翟振武的推算，此前官方口径的生育率也被高估。翟振武根据“六普”数据推算出的生育率在1.6和1.65之间。

　　生育率过低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深远而巨大。在死亡率不变的前提下。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会造成人口的代际递减，使社会的人口结构变成从老年人到儿童数量递减的格局，呈现出“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微观上，会使得家庭变得很脆弱；宏观上，会使得纳税人(劳动力)和领退休金者(被抚养的老年人)之间的比例失衡，给纳税人群体造成极大的负担。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生育率2.1被称为更替水平。一旦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迁入与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

　　2007年，由人口计生委主持编写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翟振武也认为，目前来看，维持1.8左右的生育率对中国来说比较合适，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口缓慢进入零增长、负增长的阶段。

　　政策只会微调

　　4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官员学习人口问题时发表讲话称，要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问题在于，“稳定低生育水平”指的是稳定在什么水平上？如果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定调的1.8，根据“六普”数据，显然已经低于这个标准。那么，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中国的人口政策似乎到了一个岔路口。

　　官方和学界的主流观点仍然是，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审慎放开二胎。

　　“我觉得政策需要调整，我们不会永远维持现行政策，只不过什么时候来调整，怎样调整，需要由国家来决定。应该说，把生育率稳定在1.8作为完善政策的一个方向是共识。”翟振武说。

　　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将有所提高，因为自从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当前他们已经进入了生育年龄，满足“双独可以生二胎”政策的人数会加多。“在现在生育率1.65的基础上，估计能拉高0.1个百分点左右，这就与1.8的目标值接近了。”

　　在翟振武看来，如果微调政策，放开“单独”(夫妻中一方为独生子女)二胎，对生育率的拉高幅度更高，因为“单独”的家庭量会比“双独”的高很多。

　　王丰则认为，即便在城乡普遍放开“二胎”，也只能将生育率拉高至1.75~1.8。而1.8也不是好的目标值，应该是2.1，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是比较危险的。“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滞后太久，应立即改变，越等实际上的代价就越大。”

　　不过，尽管多年来一直与其他专家一起奔走呼吁，王丰也承认：“按照中央现在的态度、计生委过去的做法，短时间内政策不可能动。”

　　让中国官方和部分学界专家对全面放开二胎不敢轻易尝试的原因是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在他们看来，生育态势未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口问题上是走过弯路的。建国初期的人口数量大概4亿多。人口学家马寅初1957年提出应该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未被当时的政府采纳。在毛泽东大跃进期间“人多力量大”口号的鼓励以及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补偿性生育”因素的影响下，10余年间中国人口出现了激增，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人口数量已经突破了10亿大关。之后中国调转头来试探计划生育政策，并实施至今。

　　低生育率的社会难题

　　在中国，“二胎”不应立即放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已经对自然环境承载力构成了压力和挑战。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710研究所袁建华等人在2003年就写过一份名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谈21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前景》的报告，其中提到，从粮食生产来看，在21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粮食最大可能的生产量为8亿吨左右，如果分别按每人需要粮食500公斤和600公斤计算，中国适度人口分别为16亿和14亿。

　　在王丰看来，适度人口的概念是一个误解。“如果资源是固定的，当然人越少人均越高，但人口和承载力之间是一个动态关系。”“另外，很重要的一点，现在世界人口变化的大船已经掉头了，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人口增长率是千分之二十五，现在连千分之五都不到。人口增长带来的挑战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事实上，不管是微调政策，审慎放开“单独”二胎，还是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全面改革，中国都必须面对全世界都在面对的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难题。

　　王丰、梁中堂、郭志刚等人都反对“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生育年龄，‘双独’二胎政策将在近期拉高生育率”的论断。他们认为，“六普”所显示出的低生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胎”政策的结果，而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很低，或因经济因素的制约无法生育更多的孩子。

　　“现在有很多调查都说明，即便没有一胎政策的限制，很多年轻人想要两个孩子，但生不起。想要三个的几乎没有。”王丰说。这是他在江苏省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与在北京等地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一致。

　　“生育率下降趋势已经不可逆反了，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梁中堂也表示，“上海市前几年放开‘双独’二胎，曾经预想会有一个生育高潮。结果根本没有出现。”

　　梁中堂26年前主导的“翼城试验”也显示，“二胎”政策并没有导致人口的暴增，1982年至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而翼城县仅增长了20.7%。与此同时，翼城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其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国水平。

　　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红利结束的加快。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微博 专栏)预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出现零增长，这是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他预计中国的人口红利只剩10年左右，而王丰更为悲观，他认为只剩3年。

　　作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匮乏带来的难题更难解决。“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3，也比较低，但它旁边有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劳动力就好解决。想想13亿人口的国家缺乏劳动力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不出社会有什么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梁中堂说。“德国的生育率也低，但能吸纳很多来自东欧的移民或者劳动力。它和日本一样，都有较好的经济结构，有吸引力。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经济结构，用什么去吸引外面的劳动力呢？”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