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林

　　5月的合肥，芜湖路法国梧桐嫩芽已上枝头，路的尽头，这个毗邻安徽省政府接待酒店的风水宝地，矗立着安徽电力公司大楼。

　　接二连三爆发出来的集资建房、配豪华公车丑闻让这家公司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并拒绝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要求。

　　国家电网公司对外联络部刘心放则对媒体称，“如果有违规违纪行为，国家电网公司将坚决予以纠正，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而本报记者在安徽调查发现，安徽电力集资建房并非孤例，国企回归集资建房在当地已较为普遍，包括安徽烟草等国企都在集资建房。

　　安徽省政府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对于国企而言，集资建房是允许的，此次安徽电力出现的问题在于“好经念歪了”。

　　根据安徽集资建房相关规定，集资建房只能是建经济适用房等级别“不能太好”的房子，但安徽电力公司集资建的房子却有不少是双拼别墅。

　　“如何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是摆在每一家企业、每个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安徽省政府一位官员这样告诉本报记者，国企集资建房解决了部分难题。

　　但如何防止国企部分负责人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为借口，行腐败之实，滥用公共资源，如何让国企集资建房与分配回到阳光下，则需要主管部门出台明确规定。

　　国企集资建房很普遍

　　“绿苑”地处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薇路698号，当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都知道这里是电力系统的集资房。

　　这个小区里，白色打底的小高层分为两排，每排又有几栋之多，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小高层前面是A、B区，大约有10多栋双拼别墅。

　　站在临近路边的房子，感受不到外界的喧闹，这里绿树成阴，有不少植被、假山。

　　部分媒体报道让这里成为舆论的漩涡：报道称这里销售时候房价不到2000元每平方，而该小区附近的普通公寓房价格，目前大都在每平米五六千元。

　　不过，据本报多方调查，这个说法有待商榷。

　　安徽国企新潮流：集资建房，还是低价造豪宅？

　　2004年该小区销售的时候，周边房价也只有2000多一点，比如一个临近的芙蓉路上的“翠微苑”的房价当时也只有2700左右，不仅如此，整个合肥经开区最贵的房子当时也只有3000块左右，“绿苑”便宜了只是一点点。

　　之所以能便宜，就是因为这里是集资建设房，按照常规的理解，肯定会比商品房便宜一些。

　　这种现象不是安徽电力公司独有，在安徽，国企进行集资建房的现象较为普遍。

　　当地一位官员很明确地告诉本报记者，国企集资建房在当地非常普遍，不仅如此，当地一些政府部门也在进行集资建房。

　　目前，包括江淮集团等多家国企均在进行集资建房，其中，据当地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安徽烟草的集资建设房规模更为庞大，建筑更“惹眼”。

　　“现在是支持，绝对是支持，否则也不会这么普遍”，当地一位官员这样告诉本报记者。似乎，国企回归到集资建房的时代。

　　“对包括单位自建房在内的集资、合作建房，政策是允许的”，1998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制定的参与者、现任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的顾云昌指出，“是经济适用住房的形式之一”。

　　但根据《安徽省集资建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集资建房，是指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住房困难户较多、无住房补贴资金工矿区和困难企业符合享受房改政策的职工，利用单位自用土地进行全额出资建房。

　　但事实上，当地并非是困难企业在集资建房，比如电力系统盈利以及系统员工收入相对就较高。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此前国家对于集资建房尽管是允许的，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一直没有大规模鼓励，且各个省区执行和理解不同，有的地方相对审批控制得严格，有的地方宽松。

　　国企社会职能回归征兆？

　　在安徽当地，记者采访的一家研究所的员工也认为企业集资建房，“至少我们员工是拥护的”。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省电力公司全系统有各类身份的职工约7.5万人，副处以上干部约300人，占总人数约0.4%，据了解，省电力公司处级领导的年收入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很大。因此，员工倾向于集资建房可以理解。

　　“内部集资有两大优点：一是可以低成本地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提高职工福利，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利于吸引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大大减轻社会压力，替政府分忧，包括管理的成本。”一位安徽当地政府官员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国内其他地区也多有鼓励国企集资建房之举。此前，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邬毅敏在2011年年初向视察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汇报时也透露，将鼓励国有企业利用自用土地建设保障房。

　　国企办社会职能不只体现在建房，在其他方面也出现回归迹象。

　　一位国资系统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以国企退休职工为例，“退休职工退休后交给社区了，但社区啥都不管，现在仍然是我们国有企业在管”。

　　比如过年，国企会给退休员工过节费等，企业也逐步恢复办学、办食堂等，“这都是社会职能的一种回归”。

　　相比此前十年国企改革一直在强调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现在的变化却是天天讲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以江淮集团为例，这家企业就在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上力度很大，但往往遭遇到土地指标缺乏的难题。

　　其中，江淮集团的集资房建设在2006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据本报了解，近期的江淮汽车六村集资房正在建设之中。

　　但土地问题成为瓶颈，包括江淮在内的诸多国企遇到了土地缺乏的难题，江淮也曾因为占用部分土地，被国土系统内部通报。

　　“前几年我们一直在提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但实际情况是，过去了十几年，也没得到彻底解决，根源可能是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的，或者就是一个悖论。现在提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与社会职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他与社会职能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何在？”上述这位国资委官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代表政府，里面的机构设置，社会责任、管理方式和政府无异，因此国企社会职能回归可以理解。

　　“既要支持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又要反对打着承担社会责任的幌子侵犯社会利益”，这位国资委系统人士说。

　　职能回归中的挑战：别墅为谁建？

　　国企部分社会职能回归不乏合理性，但其做法的走调却引发广泛质疑。安徽电力此次在房、车问题上暴露的痼疾显示出：国企负责人在大包大揽过程中，如何做到公平公开的分配，如何使相关开支接受各级人大及群众监督。

　　事实上，在安徽省电力的“绿苑”里面就有大约10多栋双拼别墅，由于在小区的前面，一览无遗，颇有气势。

　　而根据《安徽省集资建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集资房建设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别墅并不是经济适用房。

　　不仅如此，《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集资建房的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但“绿苑”面积几乎都超过了80平方米。

　　显然，安徽电力并没有遵守《暂行办法》，由于国企的集资建房毕竟动用了国企财政等公共资源，在公平问题上或难服众。

　　这引起了内部员工的不满，因为分到别墅的并非是普通员工，并进而引起了外界的不满。在市场房价高昂的今天，为何电力企业员工可以享受到集资建房？

　　上述这位国资委官员也表示，“集资建房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回到了老的分配体制下，好的单位、好的企业和差的单位、差的企业的差距拉的越来越大。”

　　显然，既然现实存在这些问题，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去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杜绝不了企业自建住宅，相关法律规范还不健全”，上述这位国资委系统官员说。

　　到本报截稿时为止，安徽电力尚未作出正面回应，国家电网对外联络部刘心放则对媒体表示，该住宅项目时间跨度比较大，当事人员岗位变动也很大，所以还需要一定时间来就基本情况进行核实。